（转自网络）
《自由在高处》，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2月第二版
王国芳摘
我不敢断言国家层面的中国是否有帝国主义倾向，但在中国的确盛行一种“个人帝国主义”。这不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而是只顾自己的“一个人主义”。许多人做事不守规矩，只图自己方便，不顾他人感受，说到底仍是权利的边界非常不清晰。（P8，增订版序《我愿此生辽阔高远》）
凡此种种，让我有时候难免感叹——每个人都在愤世嫉俗，每个人又都在同流合污。而中国完成转型，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领域，都需要廓清自由的边界。没有众人遵守的秩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P9，增订版序《我愿此生辽阔高远》）
一个想带领好自己的人，必须在自己能控制的情况下同时带领好自己的灵魂和身体。（P15，增订版序《我愿此生辽阔高远》）
临行话别，报社有位兄长和我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知道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来说其实毫无意义。……这算是我现在谈论“自由在高处”最初的上点机缘吧。（P21，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P25，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P27，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P34，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许多人，之所以平静而坚定，活得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上世纪做不完的事情，可以这个世纪来做；那些一天做不完的事，可以用一生来做。（P34-35，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信仰的，我也愿意吸收任何宗教信条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不相信上帝，我会想念他；我不信佛陀，我仍会想念他。而我的信仰，在心底，在笔端，从每日清晨写下第一字的时候开始。（P35，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是内求的信念，是反求诸己，而非外求他人，更不是为了拉人入伙，便烧了他家的房屋，从此断了他回家的念想。（P36，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以自由的名义，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主的生活；以生活的名义，谁也不要去鼓励他人牺牲。（P37，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P55，《梭罗的树林》）
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P76，《铺路石下是海滩》）
上世纪初， 晏阳初先生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为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P85，《第六种自由》）
论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包括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体上的自由（人权），然后是群体中的平等（民主或公民权），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博爱（人获取某种神性）。（P93，《为什么自由先于平等》）
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洛克这样写道：“我们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思想，就好像用别人的眼来看，用别人的理解来了解世界。” ……洛克因此强调人要保卫自己的两个财产，一个是实体的财产（生命与不动产），一个是个人的意识财产（观念）。（P95，《洛克如何理解超女？》）
我一直相信，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识，知识分子以思考为业，不仅捍卫常识，对社会、对世界更要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独立，他不应附属于任何战略。这种独立并非一种姿态，其价值正在于保护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正如左拉一样，他从自己的参与中找到知识的意义，其所体现者即公共精神。（P121，《地图知识分子》）
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P128，《背着国家去旅行》）
没有反馈的传播是不完整的，反馈使信息接收者变成了信息发送者，使受动者变成施动者。当这种反馈是积极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人在接受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开始以自己为信息源，试图改造逆境。（P137，《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绝望，不过是一种积习，它更多的是来自过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现在；它只缘于我们疲惫的内心，而非完全是因为环境。（P142-43，《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幸福不过是一个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与精神独立时的额外所得。（P145，《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所以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者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P145，《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
“体制化”是著名电影《申肖克的救赎》演泽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P151，《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
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当唐福珍纵身火海的时候，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或者两个名字——她是受害者，而我们只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是幸存者。（P172，《屋顶上的矿难》）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享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二十岁。……享里奇的律师也辩称这些卫兵仅仅是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后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P191，《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所以在中国你会看到，绝大多数历史书都不忘将“火烧圆明园”视为国耻，却很少有人取样民宅，具体描述某家人被侵入、被抢劫、被损毁的过程，更不会为被毁的民宅设立一个废墟纪念馆。（P203-204，《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走进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古村落，流连其中，你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只要你不以拍卖会上的价格以及国家主义来称量世间万事万物的意义，同样不难发现，每个村庄的价值就是一座圆明园，甚至高于圆明园。（P206，《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
写下《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曾经感慨：“医学已经进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我想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二是越来越多的人以“发明疾病”为业。（P215，《“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上大学之前，你可能有一箱子的工具以解决问题，但是过度依赖标准化教育，最后工具箱里只剩下了一件工具。而且，它还可能因为过于陈旧，无法为你解决任何问题。这就像是你在学校配了一把钥匙，你拿着它去社会开锁。不幸的是，原来的那把锁没有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大学最要紧的不是给学生们分一把钥匙，而是给学生一套配钥匙的方法，即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包括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P225，《二等于多少？》）
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P229，《人是什么单位？》）
值得思考的是，当人们缺乏某些条件时，会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身处逆境之中，而当他们充分享用这些条件时，却往往忽略条件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这种麻烦，就是本文将要谈到的“条件即逆境”。（P230，《条件即逆境》）
不过，尽管逆境无所不在，但是人仍是自由的。因为人可以选择，可以比较此处的逆境与彼处的逆境的区别，可以比较现在的逆境与过去的逆境的优劣，从而寻求改善。（P231，《条件即逆境》）
而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或者源流。如果在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不断的融合中消除“不文明”，而非将这个完整的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指着东边一半西瓜说，西边那半是你们的敌人。明眼人知道，如果这里真有“文明的冲突”，那也是发生在西瓜与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间。（P236-237，《预言的囚徒》）
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不宽容？在我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寻找替罪羊”式的“爱国”是个只赚不赔的买卖。理由如下：其一，在国家面临危机时，“爱国者”会竭尽全力从外部或内部寻找敌人，认定他们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将自己的责任一笔勾销，以此维护所谓的民族自尊与国家荣誉。其二，单方面地赋予某此人以“爱国”的责任，然后监督他们是否爱国或叛国。在这种逻辑下，自己永远是爱国的，别人永远是被指责的对象。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越有成绩。指责或控诉别人因此成为一种既有利可图，又无风险的事情。……事实上，“爱国者”们所谓“爱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别人“有罪”。（P262，《床上爱国主义》）
人类之所以能够宽待在战场上以杀人为职业的俘虏，却不能宽待一位已经束手被擒的囚犯，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是多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是一种搏弈之后的均衡，而后者却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在这方面，被判死刑的公民显然失去了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P281，《死刑是个笑话》）
曼德拉的上述遗言让我想起刻在伦敦西敏寺地下无名墓碑上的文字：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P291-292，《曼德拉的光辉岁月》）
仇恨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看不到生活的美好颜色。而如果你愿意站在生命的高处，终将收复本该属于你的自由。（P324，《天堂五分钟》）
我时常听人感叹中国没有华盛顿，其实没有又如何？过去没有不意味着将来没有。别人不做意味着你不能做。就算你也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专为他们鼓掌的人。如果你连这也做不了，没关系，你还可以因归动物的本能，就特里西娅·奈特所做的那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保卫自己的孩子。（P348，《为自由而担责》）
有网友给我留言：“故历代仁志之士，举社会变革首当改造自身。从改造自身开始以促进社会进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见批贬社会而不见自身行动者，则为一愤青而已矣。今日之社会，危机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阶层缺失也。”此话不虚。（P350，《为自由而担责》）
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P352，《为自由而担责》）
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就在于假自由泛滥，真责任缺失。（P353，《为自由而担责》）
我相信大家都趴着的时候，你坚持站着你就在高处了。（P377，《自由在高处》）
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P381，《自由在高处》）
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也在于你如何选择。（P382，《自由在高处》）
我始终坚持一个看法，如果这个世界已经在给你做减法，你首先该想到给自己做加法。（P383，《自由在高处》）
世界就像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P397-398，《自由在高处》）
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P408，《识时务者为俊杰》）
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而献身。（P409，《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相信，幸福只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的一个副产品。自由也是一样。那些以自由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自由的，因为他们时常为自由所奴役。（P430，《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
我相信，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机会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可叹许多人，从来不曾给自己这样宝贵的机会，只顾人云亦云，唉声叹气，全然忘记自己积极行事的意义，忘了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忘了中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进步。所以在这里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份悲观。”“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P430-431，《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
20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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