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老师跳楼自杀后，校园里的“大揭大批”也向纵深发展。
一天清晨，我跟往常一样吃罢早饭往学校走去，听见大街上传来一阵又一阵激昂的口号声。循声望去，才发现那帮红卫兵挥动着皮带，发出凶神恶煞般的吆喝，正推搡着我们学校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
那些“牛鬼蛇神”――都是昔日我们所尊敬的师长，头上戴着高帽、胸前挂着大木牌，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集体创作的《牛鬼蛇神之歌》。
我见到他们，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忽然，我一眼瞥见“牛鬼蛇神”行列中的蔡依松老师。他是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他面容憔悴，步履蹒跚，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蔡逸松老师出生于十九世纪初叶，我认识他时，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高而瘦的个头，肩胛上耸，脊背微微有点驼。清臒的面孔，高挺的鼻梁，依然不失年轻时的俊俏。步伐凝重，说话不多，有一句，说一句；说一句，是一句。轻易不笑。冬天时，喜欢戴一顶鸭舌帽，当眼光在无檐帽下光芒闪动时，便是老人家在笑了。
最初，我只知道他是虞阳中学（当时更名为福建福清四中）的一名美术老师，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除此之外，对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之间，揭发“阶级异己分子蔡逸松”的大字报遍布校园。
那时，我读高一。由于同是喜欢文学，跟他的二儿子蔡惠瑞常在一起谈诗论文。看到好友的父亲受到“万炮齐轰”，这才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
看完所有的大字报后，我不禁有些“后怕”：真没有想到我这“贫下中农后代”竟跟“四类分子子弟”走到一起。幸好“涉足”未深，该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自此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去找他们。
就在这时，蔡老师也瞅见了围观人群中的我，眼光闪动，射出一道稍纵即逝的笑意……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真真切切是我所熟悉的笑呀，尽管那笑意还带有一丝丝的苦涩！我明白，在这场狂飙般的“横扫”中，人的肉体可以饱受蹂躏，而人格尊严却不容践踏。从此，这一瞬间的映象便烙印似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正演变成“老师斗老师”“学生斗学生”自相残杀的“大混战”。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直到有一天，“斗争的矛头”竟然也指向了我这个“贫下中农子弟”！少年《百花园》的事又重新被翻出来，还被打成了“反动组织”，梦想成为诗人、作家的我，也被指认为“想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揭发我“罪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没有人敢跟我交往，我那时才十七岁，第一次尝到了孤立无助是一种什么滋味，伤感和委屈雾一样在心中弥漫。
万万没想到，一个夜晚，蔡惠瑞竟登门造访，约我外出走走。
星光下，我们沿着穿境而过的福厦路缓步漫行，彼此吐露心中的困惑与不平。除了文学之外，同病相怜，相互慰借，我们找到了另外一种的共同语言，化作了非常时期抵御压力的坚强。
蔡惠瑞的家――那被龙眼树绿荫掩映的小楼，成了我精神的“避难所”。几乎是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像一条鱼似的，在昏黄街灯的柔波里，从街尾溯游到街头，然后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巷，游进了那个被称为“阶级异已分子”的“老巢”。
一壶清茶，一包烟丝，便足以让我们海阔天空彻夜长谈。在那压抑沉闷的年代，这幢二层的红砖小楼，就是这样敞开胸怀，包容了我们所有的“叛逆”与放纵。
2020-02-11下午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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