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一四：载道之舟即是贱躯
先生曰：“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后又戒九川云：“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
读书时，最好抱定前人“因病设药”的心。
王阳明谈如何对待朋友的这些话，自然也是见到身边弟子，特别是以陈九川为代表的弟子有相应的问题才出言劝勉的。这些话，乍看起来，与一般的“鸡汤”没什么区别，看起来没什么毛病，品起来没什么具体的“功用”，认真琢磨，却别有滋味。
王阳明之所以讲出这样的话，与他的学术态度有关。
王阳明读书，有个基本的态度取向，那就是先假定书里面说的是对的，以“信从”入手去读，然后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实践中用心去印证，透过效果反推书里那些话的价值。他讲“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态度，正因为长期坚持这样的学术态度，才有了阳明心学的深入人心。
陈九川及众弟子，是最该理解阳明心学精妙要义的，倘若不保持这种朴素的学术宽容，先自树起“心学”的藩篱，将“心学”同当世的种种学问隔绝对立起来，便失去了阳明心学的初心和本来面目。
从初心而言，王阳明有个基本的思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这个思想沿着人类进化的时间轴向前反推，就是坚信人人能“学为圣贤”，向后反推，就是摆脱“主奴关系”，人人都做自己的主人。
从这个意义上，再来看阳明对陆九川等弟子的交代。
阳明先生说：“大凡是朋友的，应该少一些打着规劝旗号的指摘批评，多一些出于劝勉的开导鼓励，如此才对。”
后来又告诫九川说：“与朋友谈论学问，应该委婉谦虚，宽容以待。”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既然算不上是敌人，便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和策略去面对。那些受到朱熹思想影响，暂时对“心学”还有所抵触的学者，那些对“致良知”之说，还不甚了了的常人。能算是“心学”的敌人吗？既然算不上，就不该用敌对的态度去面对。
阳明先生讲对待朋友应当“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与朋友论学应当“委曲谦下，宽以居之”。反过来讲，倘若“箴规指摘处多”“诱掖奖劝意少”，倘若论学时高高在上、针锋相对，差不多就是树敌的态度，在树敌态度的作用下，势必在论辩间让“心学”逐渐陷入困境，如此一来，离人人“学为圣贤”的初心，离人人“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的理想便越来越远。
回过头来，借用王阳明的说法来反思今天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是不是多少有些“箴规指摘处多”“诱掖奖劝意少”的倾向？为什么亲子之间反目为仇，师生之间愈显隔阂？究其根本便在于本该做友的，却日复一日的取用了敌对的态度和方式。或许，回转头来，少一些出于规劝的指摘批评，多一些出于劝勉的开导鼓励，才能别开生面，回复到和合融洽的亲子、师生关系上。多一些“委曲谦下，宽以居之”，才是讲学论说之道。
常言“文以载道”，实际上，哪里是什么文在载道，分明是圣贤们以自己的肉身委屈谦下，化成一叶小舟，承载起所信仰之道，摇摇晃晃辗转托于我们面前。
所有的圣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贵其道而贱其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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