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参加复社活动时的留世名言，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在社会发展史上，顾炎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主张“藏富于民”的政策，希望能逐步改善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
顾炎武从不同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认为“用天下之物，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强调“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和色彩。
明天启五年(1625年)，江南名士10人，集于唐市杨彝凤基园内的“应亭”，正式成立“应社”。后扩大联合吴门匡社和南社，发展为“广应社”。应社遂成为吴中文社之雄。明崇祯二年(1629年)，在张溥、张采的统合下，吴中十六文社为复社，原应社成员为复社主体，张溥、张采为复社盟主，杨彝、顾梦麟、顾炎武等都为复社中坚。崇祯(1636年)，朝中权贵托名徐怀丹制《复社十大罪檄》上奏朝廷，攻击复社。杨彝挺身而出，在《复社事实》中，指出其为“奸奏”“谗言”，加以揭露、驳斥，捍卫复社。
崇祯十七年(1644年)，顾炎武由昆山奉母命迁居常熟唐市语廉泾，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顾与长他31岁的杨彝结为忘年交。顾炎武曾说“少时与杨子常先生最厚。”写诗《寄杨都昌并伊人三十韵》赠送杨彝，表示对杨彝的敬佩和赞誉。
复社主张经世致用，意味着促进现实社会的发展，克服宋明理学脱离现实社会的需求，强调古为今用，又要推陈出新。复社在政治上注重举贤反恶，维护社会稳定，体现民本思想。对倡导科举，引导民间良俗与惩治黑恶势力，都有许多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独特见解。正如盟主张溥所说的，复社的社会目标是：致君泽民，具体手段是兴复古学，使士子具备真才实学。
清兵大举南下时，抗清义士中的许多复社人士纷纷壮烈牺牲。他们中许多英烈的慷慨不屈而死，写下了一系列国亡家破，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复社中许多重要人物的离世，留下了不少历史迷案，有待后人探索。
总之，复社的成立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是当时已萌生的近代民主意识的一种外化形式，是中国文人社团组织的一座丰碑。
近闻顾炎武的家乡昆山市千灯镇，计划出版《顾炎武全集》，目前已向上海古籍出版社预付100万元，这是文化建设事业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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