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清代《诗经》研究概说
1、清初三大家与《诗经》研究
顾炎武创浙西学派，主张实学，学以致用，注重考据。顾炎武把治经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考古、校勘、历史、地理以及天文、历算等学科结合起来，目的是以考据为手段释经，探索经书的原始意义和古经所记述的真实情况。他的《音学五书》，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基础，其中的《诗本音》十卷，是在明末陈第《毛诗古音考》之后，进一步研究《诗经》音韵的名著，完全推翻宋人的“叶韵”说。
黄宗羲在学术史著作、断代哲学史《宋元学案》中，评述了宋人关于《诗经》的争论。他批判宋学的烦琐哲学，说这些人
“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黄梨洲文集·留别海昌同学序》）。
王夫之对《诗经》的内容和艺术形式都作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诗经稗疏》四卷，是疏释《诗经》的著作。《诗广传》五卷，是他阅读《诗经》的杂感集。《诗绎》是他专门研究《诗经》的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是诗论，其中也有关于《诗经》艺术的见解。前两本书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后两本是研究《诗经》艺术形式的。以《诗广传》的影响最大。
王夫之是清代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艺术研究的第一个人（《诗绎》）。
2、清初汉学的复兴与《诗经》
康熙钦定的《诗经传说汇编》二十四卷，以朱熹《诗集传》为纲，又附录汉、唐的传、笺、序、疏可取的训解，是用皇帝的名义颁行的以宋学为基础的宋学汉学通学的《诗经》著作。
清初研究《诗经》的有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诸名家。阎若璩、毛奇龄的作用都在于驳斥朱熹的诗说，打破《诗集传》的权威性。
毛奇龄详细地考据证明所谓《子贡诗传》《申培诗说》都是丰坊的托伪。
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篇》，在《诗经》研究史上是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它是以复兴汉学为宗旨而写作的。《毛诗稽古篇》表示了在《诗经》研究中，清代汉学与宋学已经完全分开，并且致力于用汉学推翻宋学。
3、清代古文学的发展
清代古文学或称新汉学，新汉学是长期以对古代典籍的考据为主体的，所以又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康熙时代是开创时期，汉学与宋学尚未完全分开，由萌芽而逐渐取得压倒地位。
乾隆、嘉庆时代是全盛时期，考证古代典章制度和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的考据学极为发达，在延续一百年的长时期中，治学讲究考证，形成了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考据学派。
道光以后是衰落时期，考据学越来越陷入烦琐哲学，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渐为今文学所代替，但纯古文学仍然占有自己的阵地。
4、考据学派和古文学的《诗经》著述
清代考据学以顾炎武为先行，由乾嘉学派大发展，以戴震为中坚，清末由王国维集其大成。
乾嘉学派可分为趋向不同的两派，一是惠栋创始的吴派，一是戴震创始的皖派。吴派的学风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博而尊闻，二是不讲义理，只管考据，不作任何说明和发挥。
皖派反对空谈义理，但不是不谈义理。戴震主张义理应求之于古经，读经必求之于文字训诂，训诂明而古经明，古经明而义理也明。皖派注重对经典的文字音韵和训诂进行考证，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
戴震的《诗经》研究专著《毛郑诗考证》（四卷）、《某溪诗经补注》（二卷）（疏释到《召南·驺虞》篇），都是文字注释和释义相结合。
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及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对阅读《诗经》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5、马瑞辰、胡承珙、陈奂三家著述的各自特点
马瑞辰是以古文为主、今古文通学的《诗经》专家。他的名著《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一卷），以郑玄《毛诗传笺》为本吸取乾嘉考据学的成果，通过对音韵的转变、字义的引申和假借、名物考古、训诂、世次、地理等的广泛考证，对三百O五篇逐篇疏释。
胡承珙是古文学与宋学通学的《诗经》专家，代表作是《毛诗后笺》（三十卷）。
陈奂是专治毛诗的专家。他有多种《诗经》专著，专崇古文毛诗。
古文学者纪昀（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其中《经部诗类》收《诗经》著作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又附录一部、十卷，全作了考证、校勘和内容提要（外存目八十四部、九百十三卷）。
6、今文学派说诗与三家诗遗说的搜集研究
清代今文学在乾嘉时代已露端倪，它的开启者是常州学派。道咸时代是它的兴盛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光绪以后由康有为集其大成，进入衰落时期。
今文学者提倡尊孔读经，用发挥“微言大义”的形式宣传“托古改制”议论。他们的诗说通过评论《诗经》，依托某一篇章而发挥治乱改制的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和《五经大义终始》及其答问中关于《诗经》的评论，就是这样说诗的代表。他从西汉今文学派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发挥“三世三统”说，抛弃了阴
阳五行等迷信部分，而把它作为一个进化的历史规律：
若夫征之《诗》，后稷舂揄肇祀，据乱者也；公刘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颂》有《般》、有《我将》，《般》主封禅，《我将》言宗祀，太平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
魏源的《诗古微》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的《诗经》专著。今文学的三家诗，自从郑玄笺《毛传》以后，齐诗亡于东汉，鲁诗亡于晋，韩诗到北宋汴京之乱散伕，只剩下一本《韩诗外传》。魏源在前人辑佚的成就上，论述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
王先谦的《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著作。
7、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写成于康熙年间，正是汉学与宋学激烈斗争之时。他摆脱两派门户之见，论诗既不依傍《诗序》，也不附和《诗集传》，从诗的本义探求诗义，认真研究诗文，考证书史，自由立论。
崔述的《读风偶识》，写成于嘉庆年间，是研究《国风》的专著，打破汉宋门户之见，就诗求义，采录并推求出一些可取的见解。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写成于光绪初年，他对古文学、今文学、宋学各家诗说辨析抉择，又汇集近人说诗成果，再经过自己的钻研，较多地采录了姚际恒的新说，提出一些能够打破前人成说的新见解。
8、最早的对儒家诗教的批判和《诗经》白话新注本的出现
青年鲁迅在一九〇三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和一九〇七年发表的文论《摩罗诗力说》中对《诗经》作了评论。他对诗篇的理解，不受传统经传义疏的束缚而提出新见，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的诗教，是用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评论《诗经》的第一人。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出现了第一本《诗经》白话注本——木刻本《诗经白话注》，江阴钱荣国著，江阴礼延高等小学堂印行。全书共四卷，卷前有《例言》，每卷卷后均有著者的《附记》。
十一、鲁迅论《诗经》
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他一方面热情赞美欧洲富有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另一方面，批判保古主义者陶醉在昔日光荣中“漫夸耀以自悦”，导致了民族的衰落和灭亡。他诘问道：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糜之下，殆此事乎？”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文学史编著的讲义。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鲁迅指出：《诗经》“是中国的最古的诗选”（《集外集·选本》）。鲁迅在《纲要》中引录了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同时又举出唐孔颖达及宋郑樵、朱熹对司马迁说的怀疑与否定：“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
“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集外集·选本》）
此书作者认为：
“通过对鲁迅关于《诗经》的评论，我们认为，鲁迅是现代史上用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评论《诗经》的第一个人，他赋予《诗经》评论以革命的内容，这在两千年《诗经》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鲁迅又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评论《诗经》的先驱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的奠者之一。”
但细看其所列鲁迅对《诗经》的研究，不过是经常引用《诗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以《诗经》说事，关于《诗经》本身的观点实在算不上多少创新，如此评价，恐怕与当时鲁迅还在神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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