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站好了！你天天在学校里都干了什么？――啊？你到底能不能好好学？！”
我一边对瑟缩在墙角里的儿子咆哮着手一边像鼓点似地打在他的身上。
下午放学时，老师又把我叫住了：“你家这孩子可怎么办呀？上课时老搞小动作，动不动就下地……他还影响其他孩子听课”。说完还把打着满篇红“X”的卷子递到了我的手上。
在众多来接孩子的家长中，我尴尬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靠在床头，望着窗外依旧车水马龙的街道，委屈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滚落下来。
2011年，儿子降生。
2014年，儿子三周岁了，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却不会说话，哪怕是爸、妈、这样的单字。
家里的老人着了急：“带孩子去看看吧。”
我和老公便推掉了手头上的生意，带着儿子蹋上了开往南京的列车。
在南京脑科医院的一间诊室里――一个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女人，穿着雪白的大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的儿子，又用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这孩子出生时大脑缺氧……你们可以考虑再生一个……。”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这样的结果令我们都始料不及，可是专家的结论却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进我们的心里――自闭症。
在经过几天痛苦的挣扎和思考后，我们决定不管将来如何，我们都只要这一个孩子。
既然我们生了他，我们就要对他负责。
或许是老天开了眼，在从南京回来后不久，儿子居然一点点儿会说话了！惊喜之余也让我们重新燃起了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的希望。
为了他能顺利地升入小学，儿子念了两年的幼儿园大班，九岁时才上学。
可既便如此，我依然是老师办公室里的常客。
轻轻推开儿子卧室的门，儿子趴在床上己经睡熟了，白净的脸上还有残留的泪痕。
我把一半滑落在地上的被子捡起来，重新给他盖好，泪水再次滑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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