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诩沙雕青年，所以一直对文艺青年喜欢的作家望而生畏。总觉得读这类作家的书之前要沐浴更衣，焚香敬拜，而且要做好读一本书花上数月的准备。但是，这本凑单买的《伍尔夫读书笔记》却颠覆了我以往的看法。
《伍尔夫读书笔记》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译林出版社
2015-6
原来文艺教母本人是幽默风趣，和蔼亲切的。她并不需要你看书时紧皱眉头，心情沉重，像努力咽下一盘名厨做的并不好吃的菜一样。她引领着你进入她的书房，取下一本本名著，向你介绍这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光辉印记的大文豪。她不是空洞地鼓吹这本书如何如何精彩，而是向你介绍这些书背后的故事。让你不知不觉间就吃下了她的安利。
严格来说，《伍尔夫读书笔记》是译林编纂的一部伍尔夫的随笔集，里面既有读书感悟也有对现代文学的评论性文章。伍尔夫很多观点都让人耳目一新。
1.离开作者谈作品就是耍流氓
我们从小就接受写读后感的训练。假期作业里常常都会有一条“读一本名著，写出你的感想”，但是老师从没告诉过我们，只是看完一本书就去写感想是不对的。当我们孤立地看一本书时，我们只能看到文字和故事。写出的读后感大多也就是根据书中的只言片语抒发感想，至于作家笔下的人物为什么是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命运则不再深究。
事实上，没有一本名垂青史的文学著作是作家抛开个人情感写就的。将作品和作者本人割裂开来，就像分离了灵魂与肉体。伍尔夫的读书笔记里，很多都是从作者出发来谈作品。当你了解了作家个人的性格和人生经历，也就理解了勃朗特姐妹为什么一个写出了压抑拘谨的简·爱，另一个写出了风风火火、爱得轰轰烈烈凯瑟琳。
在《斯特恩》这篇中，伍尔夫更是直言
“作家从小就是作家，他和世人的交道、他的依恋情爱、他对日出到日落所发生的千百小事的态度、他在这些事上表达的观点和后来他用手中的笔精心展示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因此，《伍尔夫读书笔记》中有很多篇随笔干脆就是写某一作家。作者通过生动的笔触，描绘出其他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趣事。从侧面让人了解了这些作家作品题材的来源和他们写作风格的形成渊源。比如谈及简·奥斯汀，伍尔夫提到外人与家人对简的评价完全不同。
表姐说
“简‘算不上漂亮，还一本正经，不像12岁的小姑娘……又刁钻任性又装腔作势’”。
一位淑媛说简“
僵硬笔直，沉默寡言，一丝不苟
”，如果不是因为《傲慢与偏见》，简“
在社交圈里不会比拨火棍或挡火屏更引人注意
”。
而家里的兄弟们则都“非常喜爱简，都因她而自豪。他们都喜欢她的才气、她的美德和她讨人喜欢的风度。”
伍尔夫认为正是简·奥斯汀身上协调并存着这些相反的特征，才让奥斯汀的小说充满着复杂和曲折的特性，一如作者本人。
2.为什么英国女性作家多是小说家？
《伍尔夫读书笔记》里收录了很多写女性作家的文章，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锋，伍尔夫注意到18、19世纪的英国，女性文学家多为小说家。
对此她在《妇女与小说》解释道：
“小说是最不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艺术形式。与戏剧和诗歌相比，小说写作比较容易，可以随时捡起或放下。乔治·艾略特放下写作去照料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暂时搁下笔去剜土豆的芽眼。女性生活在公共客厅里，时时被人环绕，她对于潜心观察和分析性格可谓训练有素。她被训练成小说家而非诗人。”
这一观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文学也说得通。和英国女性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阶层女性大多被囚禁在闺阁中，不允许抛头露面，进行社交。她们有大量独处时间，可以集中精神创作。因此，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很多女诗人。同时，由于她们接触社会少，人际关系单一，也造成了女性在传奇、戏剧创作上的缺失。
3. "这就是一个活儿！”
这句话当然不是伍尔夫说的，而是大老师说的。大张伟在《奇葩说》上抛出“童话没什么了不起的，它就是一个活儿”的言论，弹幕立马一片哗然，觉得大张伟是在亵渎创作。创作应该是独立的、神圣的，是为自己而发声，而不是取悦他人。
越是先锋的文艺创作者越不屑于取悦观众，或者只想让小部分观众理解。这一小部分观众因为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为大多数人所不知或不能接受而自豪，俗称小众癌。而真正的文艺教母伍尔夫却在《保护人和番红花》这篇文章里狠狠打了这些人的脸。
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那个时代廉价报纸已经成为大众化读物。许多作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文中的番红花象征作家的创作，保护人泛指每个时代支持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即读者。伍尔夫在探讨这两者的关系时毫不隐晦地表明：“写作是一种交流方式，你的番红花只有在与他人共同欣赏中才算一朵完整的番红花。”
伍尔夫反对作家把自己凌驾于读者之上，认为
“这是一种不舒服又很不幸的结合”，“他们的番红花就变成了扭曲的花朵，虽然鲜艳明丽，看上去却歪着脖子，有点儿畸形，这一边枯萎，那一边开的过盛。少许一点儿阳光对他们会大有好处的。”
这“少许一点儿阳光”便是建议作家放下架子，适当“讨好”他的读者们。
伍尔夫认为读者和作家间“比母子关系还要密切——他们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子，一枯俱枯，一荣俱荣；文学的命运就决定于他们之间的亲密联盟。”事实上这一关系可以推广到任何文艺创作领域。以摇滚乐为例，中国摇滚乐的衰落正是由于观众大量流失，不得不从地上转到地下。当创作者失去了土壤，这门艺术也就离凋零不远了。而《乐队的夏天》以综艺节目的形式把摇滚乐重新推向大众，人们才发现，原来在中国的乐坛里，还有这样一群人在坚守着，在创作着好听的独立音乐。
一开始许多乐队不屑于上综艺节目，认为“摇滚”大众化便失去了摇滚精神。但当乐夏一带火了一批乐队后，那些执着于小众的乐手也意识到只有走出去，让观众认识你才能将摇滚精神传播出去。
说到底，没有观众的创作只是自嗨，与观众达成和解，在保护人和番红花之间找到平衡，才能让创作继续下去。
伍尔夫，这位二十世纪的先锋文艺少女，一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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