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练习，考了一篇汪曾祺先生的《捡烂纸的老头》，学生答题的结果令人震惊，询问之下又不禁让人深思。请看原文：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问题：文中的捡烂纸的老头有什么性格特征？
学生的回答
1.不讲卫生，理由是捡烂纸的老头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喝汤，
2.倔强。理由是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
这和我们预期的答案——节俭相差十万八千里。
原因，学生没有背景知识，只是在用他们现代的生活经验来理解。他们不知道“软和的花卷、面条”比烧饼贵得多，，也不了解，那时饭馆里面汤是免费的。同时，他们也不理解那时物资紧张，饭馆里饭碗有限，要不到干净饭碗。
时代背景在学生和作品之间硬生生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使得他们无法逾越。
而今时过境迁，直接的经验已经无法获取，也没有间接获取应验的途径，从而与作者站在相同点的文化背景下去对话呢，办法是有的，就是阅读汪曾祺先生的其他小说。
令人尴尬的现实是，现在的学生，有读书习惯的为数太少。即使学生先看点书，小说之类也是家长和非语文学科老师严查的对象。我们虽然一再呼吁让学生读书。但是应试教育的桎梏依然。超量的考试和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卷子，挤干了学生阅读的时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不读书，学生无法读书，学生没有时间读书，这已经成为把语文教学拉向深渊的恶魔，新一轮的改革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叫得再响的改革也只能是干打雷不下雨！！！
这种状况恐怕难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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