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主要包括：联合国问题、波兰问题、苏联远东参战问题以及战俘交换等问题。首先，我必须表达对200万被遣送回苏联的战俘表达深深的悲凉与痛楚，人的价值以及人命的尊严在未遇到与之相对更大的力量的时候总显得光彩照人，然而当其与那更大的力量，比如欧洲乃至世界新秩序的划定问题，则又显得如此零落凋敝，甚而一文不名。对于罗斯福与丘吉尔来说，他们不得不考虑被关押在苏联的6万名盟军士兵的生命。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站在他们的位置，难以想象他们会有别的什么可以回旋的余地。现实总是敲打甚而击碎理想主义亦或是浪漫主义的美丽，而假若我们承认或发现某个可被称之为美丽的东西却又总显得如何虚弱，则那种美丽似乎一定缺乏“真实”的支撑。
波兰问题尤在英国激起强烈的辩论，一方面美国因处大洋彼岸，感同身受抑或出于现实的忧虑自然远小于英国；另一方面，因为“距离”问题，罗斯福自然将波兰问题视为他欲构建的整个新世界内的一个不能影响全局的细节。然而正如二战史家波特所言，整件事的荒谬在于，这场浩劫至少形式上是由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而致英法宣战，我们发表对抗和解放的声明，誓要保卫波兰之独立；至少形式上这种义正严辞令希特勒产生严重误判，他至死不明白：为什么英法可以放弃对它们相对息息相关的捷克，却对一个相对不那么相关的波兰如此大动肝火，以致不惜去打另一场世界大战。而今，在对战后安排的会议中，波兰由德国而改苏联，怎么看，都觉得有些荒谬，哪怕你说只是一丝的荒谬。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你又似乎不得不同意乔治·凯南的见解，这仍然完全是实力外交的体现。正如罗斯福与丘吉尔所说，如此的局面已是他们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局。在现实面前，我愿给予两位领袖以最大的宽容，我实在看不出他们究竟还能争取到何种更好的结局，事实上，他们的这般努力反让斯大林感到不可理喻，并且加深对欧美“虚伪”的认知，斯大林不明白罗斯福与丘吉尔究竟在纠结什么？只能认定不过是为了平息国内的“脸面”问题。如今，我听到很多人将“脸面”问题斥之为“虚伪”的代名词。请允许我首先做出如下声明：如果一国或一领袖之行事乃因所谓“脸面”问题而纠缠扭捏则的确可以批评为其“虚伪”。然我仍要问，难道因为如此所谓之虚伪，便能不要脸面么？世界据说有巴别塔，谓通天之天阶，吾等欲追寻美丽美好，怎能不积跬步而欲一蹴而就？
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一方面乃欲减少欧美之损失，一方面亦与战后国际秩序有关。站在欧美领袖立场，前者之思虑自无不当。关于战后国际秩序，在我看来，仍如波兰问题一样，皆是积跬步之一过程，即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间的矛盾纠葛。一面战后主以理想，倡导民主、自由；一面安排上又将欧亚各弱国视为讨价还价之筹码，于此见“虚伪”，然亦是行路里之不能少的过程，徒乎奈何！
或事后见冷战而后看，彼时东西方欲求世界合作可说“幼稚”，斯大林说欧美背信弃义，欧洲亦说苏联，然在我心里仍不改对这等和平容纳追求之赞美，你或许说那是一个幼稚的错误，或许这个幼稚的错误引出日后诸多纷争，但人类之进步发展从未少了错误，与那些被证明一无是处的错误与更多邪恶错误相对，这等欲求之下的幼稚抑或错误，在我看来，不仅可以谅解，亦即便日后来看，也是该当鼓励与包容的，不然，世界何以进步，何以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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