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和中庸——后现代与儒家对话之可能性

极端和中庸——后现代与儒家对话之可能性

当下，后现代主义仍然属于较流行和较有影响力的思潮，福柯、德勒兹、德里达，谈论他们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前卫又深刻。作为他们的弟子和传人，巴迪欧、齐泽克、阿岗本等人的思想，则以激进思想为名，同样引起了国内许多人的关注。与他们比较起来，儒家思想则显得保守而老套。研究两派思想的人，也基本各不来往，各说各话。殊不知，这两派思想，尽管立场差别极大，却有可以找到对话之处与对话之法。此话如何说起，且听我慢慢道来。

众所周知，儒家强调中庸。周敦颐强调，“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论语中也说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时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所忌惮也”。《中庸》中也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儒家看来，贤者具有一种实践智慧，总是能依循中道而行，避免“过”与“不及”。仁义道德，是人之本性，人性本善，之所以社会中的人会有恶的表现，乃是因为受到了气禀和人欲的影响。朱子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写道：“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也就是说，人的本性之中就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是与生俱来的，而后天在社会之中的染习以及人的身体欲望虽然可以遮蔽这种作为良知、明德的道德本性，但这种道德本性仍然有可能突破重重限制而显示出来，因此人之初性本善。儒家这套主张背后，当然是有一套关于人性论的根本看法，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人对于天、地、人、宇宙的一整套观点，也就是说，已经预设了某种宇宙论与某种人性论。

在当代的语境之中，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对一切都加以置疑和重新审视的背景之下，儒家的许多主张，可能都将带上可疑的标记。例如，人性是否本善，就值得在更深层面加以讨论。自弗洛伊德以来，西方哲学中原有的将人视作理性存在者的观点大受置疑，从而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人本身所具有的非理性的一面。福柯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文本之中，对于理性/非理性、正常/疯狂、正常/病态等进行追问，实际上这种追问和探索，是在不断地探索人性的边缘，我们可以说他是通过知识学、系谱学，结合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回答孟子提出过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说，后现代其实带给我们新的思考，带给我们对于人性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儒家性本善的学说，毫无疑问是和中国传统的人性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在当代仍然要坚持儒家关于性本善的观点，那么就有必要积极地面对后现代主义对于人性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而且，后现代主义对于人性的边缘的思考，实际上大大丰富了人类对于人性的认识。当我们更多地认识了人性的边缘，岂不是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人性的本质和人性的核心。当然，后现代主义的缺陷也非常明显，也就是这是一种平面展开的哲学，而找不到任何中心，在这样一种哲学中，人无法为自己定位，而只能处在不断地朝向边缘的开拓之中，而且这种哲学也并不追问这些新的边缘，新的可能性，给人类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显然，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哲学。

因此，容许我们引入几何学的概念。在几何学或者地理学之中，中心的位置是需要通过事先确定性边缘的位置才有可能找到的。与此类似的，当我们更好地认识了人性的边缘，岂不是能够更好地认识作为中心的人性的本质？如果我们通过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思考，更好地认识了人性，岂不是也能够更好地返回到儒家关于中庸的思考？因此，对于边缘的扩大，也许反而能够更好地巩固中央的位置。

这种中央的站位，以及基于中央的思考，正是中国哲学的优势所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正是因为其中正的站位，以及上下贯通的思考，才获得其源源不断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与后现代主义的对话，恰恰是可以更好地丰富和补充儒家哲学。同时，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通过与儒家的对话，其泛滥无边的边缘思考与发散性思维，也许可以得以一种收敛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