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古代希腊与罗马时代的哲学中便能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特点。从米利都的泰勒斯开始，哲学便成了探寻事物第一因及终极原则的学科。从那以后，哲学便开始了它的理性的探索。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甚至于更早苏格拉底、巴门尼德等人，都在追寻世界的本原、试图拟定理想社会之蓝图。就连“理想国”的建立也是以不断诉诸理性为基础的。
但是，时代变迁，历史随即进入了另外一种形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雅典陷落之后，古希腊文明也随之衰落了。伴随着原有的希腊城邦的崩溃，作为个体的公民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重要地位的感觉，以及他们控制和完善其社会和政治命运的能力。正是由于个人无力控制其在共同体中的生活所导致的失落感，致使人们从对理想社会的思辨转到了实践性的哲学。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雅典遗留下来的学术生活的传统已经发生了改变，理性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
中世纪前期，哲学形成了新的研究方向。伊壁鸠鲁主义者通过他们所谓的“不动心”，或者说灵魂的宁静，走近一种理性的生活取向；斯多噶学派试图控制他们对不可避免的事件的反应；怀疑论者则希望通过对那些其真理是值得怀疑的理想不作任何基本的承诺来保留个人的自由；最后，普罗提诺则在一种与神的神秘结合中允诺拯救世界。
那时起，理性开始遭受到人们的怀疑，成为人们怀疑的对象。由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落，理性的无能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所以当时的知识阶层中间，人往往并不到斯多噶学派的恬淡寡欲的情欲抑制中去寻求自慰，而是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放荡不羁和巫术的幻想与东方的神秘主义中去觅得安慰。 因此，正如普罗提诺认为的那样，理性生活中能感到的只是较卑下的东西，最崇高的真理则是超自然的。简而言之，普罗提诺发展了一种关于神是万物之起源，以及人们必定返回到神那里去的理论。
正是因为哲学这样的转变，使得理性的地位开始下降。取而代之，神赋予人的灵性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从而，宗教信仰便开始涉足哲学思辨的领域。在普罗提诺之前，宗教信仰与哲学思辨还是分离的。那个时期基督教也同密特拉教一样，仍然还只是被视为一种崇拜。虽然已经有某些基督教的思想家产生了，但是直到圣奥古斯丁才真正的把基督教拉进哲学。
在奥古斯丁看来，真正哲学没有信仰和理性的结合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在哲学与神学之间可能没有区别。他相信，如果人类的意志不被转变，我们就不可能恰当地哲学化，因为清醒的思考只有在上帝恩典的影响下才是可能的。以这种方式，奥古斯丁确立了中世纪基督教智慧占统治地位的方向和风格。
奥古斯丁描绘了“上帝之城”，人生活在尘世之中是痛苦的，只有过了“上帝之城”才能得以解脱。世人通过领受上帝的真理之光，哲人的理性则专注于天启的真理。《圣经》中说，“耶和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 2：7）到了中世纪，人们便开始追寻起上帝给人注入的灵性。上帝的启示由简单的信仰走进了哲学的思考范畴。
正是如此，中世纪的哲学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不同的。中世纪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伟大的神学家，在他们那里，哲学同神学是合二为一的。不可避免地，就要对哲学所要求的理性与神学所要求的灵性给出相容性解释。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中世纪哲学家找到了一直被希腊人所追问的世界本原，那就是神。但是“希腊人”却仍然以希腊人的方式质问“神”的究竟。我们看到，从圣奥古斯丁到圣托马斯·阿奎那，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回答着“希腊人”的这种质问。但这种对上帝的不断思考正是无垠的永恒的理性精神的体现。
但是，当我们沉浸在对上帝的虔诚的信仰之中的时候，这种理性的精神却破坏了“神”创的和谐。当然，中世纪时期的哲学家们肯定了用理性思考神、把握神的可能性；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在中世纪哲学家眼中，理性的唯一职责也只是用来思考神、把握神。如果理性不用来思考神、把握神，那么它将什么也不是。
因此，才有人说，在中世纪时期，哲学沦为了神学的婢女。的确，我们的信仰需要寻求理解。在有限的个人理性与无限的上帝所赐予的灵性之间，人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理性顺从信仰。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