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在文学创作时有一大特点：对比手法的极致运用。
在其中晚期作品《悲惨世界》和晚期作品《九三年》中，最大的对比就是情与法的冲突，冲突中展现了一种对情与法深层次的纠结和拷问。
《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这两本书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两本书的结局看起来相似，实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和逻辑上一脉相承的联系。
说它们很像，是因为故事的结局都是执法者面对犯法者进行着情与法的抉择。《悲惨世界》的执法者是警察沙威，而犯法者是主人翁冉阿让。《九三年》中的执法者是法官西穆尔登，而犯法者依旧是主人翁，名叫郭文。相同的还有，在做出艰难的抉择后两部小说中的执法者都耐不住内心的煎熬，选择了自尽。但是，两本书的结局最大的不同在于，沙威在自尽前选择了情与法中的情，放走了冉阿让。而西穆尔登在自尽前选择了处死郭文，选择了情与法中的法。
《悲惨世界》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时间内的社会，是法国众多时代的一个代表。这个社会背景对冉阿让的影响巨大，但是冉阿让对这个社会背景的反作用力其实并不大。而《九三年》不一样，它的背景是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一七九三年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郭文作为革命派首领，具有极大的意识形态取向和政治立场，其对时代的反作用力是巨大的，是足以改变历史的。
同样是面对情与法，冉阿让的犯法是被罪恶的社会制度逼迫的，他是绝对的时代的受害者，他做出的举动都是对丑恶的反抗，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且，在这种反抗和追求中他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命运，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只涉及个体，不涉及政体和国家的命运。
但是郭文却不同了，他是革命派的首领，因为心中的人道主义放走了偶然间良心发现的保王派首领。他的这一举动不是被逼迫的而是自己主动决定的，所以他是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的。但是他的这种主动其实也是一种被动，是一种信仰的动摇。
“郭文是一个共和党，他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也的确是如此。可是一个更高级的绝对正确性刚才出现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要破坏人的天性吗?革命难道是为了破坏家庭，为了使人道窒息吗?绝不是的。”
郭文已经开始质疑自己了，已经开始质疑革命了。一种高于政权且危害到政权的人道主义出现在了郭文的心中。
那么雨果是否就是主张为了人道主义可以放弃革命了？实际上雨果也不是这样认为的。
有人曾写道：
“‘人道主义高于革命’这一认识发生于《九三年》的小说语境。在上下文中，它直接表达的是主人公郭文在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有此认识，使释放朗德纳克侯爵的行为在情节逻辑的意义上获得了合理性与根据。它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人物(郭文)、具体的环境(敌我对立)、具体的选择(“杀”还是“放”)做出的回答。因此，这一认识是郭文的、《九三年》的、小说的、文学化的。”
所以，雨果是支持革命的，是肯定革命的，只是在对革命的某些方面进行着文学的反思。倘若他真的放弃革命，就应该是直接抨击了，而不是殚精竭力寻求革命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所以，支持革命是他反思革命的前提。所谓，“革命”是必然的，也是狂热的；“叛乱”是必然的，也是残暴的；“镇压”是必然的，也是酷烈的。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反思革命的革命党人恐怕不只“郭文”一人吧。
而且，郭文的举动也不再是对罪恶的反抗，而是宽容。“ 阶级和解”是一种超越阶级仇恨的博爱与宽容。但是这种宽容是会受到非议的，因为所有人都会支持对罪恶的反抗，但不是所有人愿意选择对罪恶进行宽容，更何况在那一个革命尚未成功的特殊时期。郭文的所作所为不再只涉及个人，作为革命派首领，放走了保王派首领，不仅会放虎归山，而且会动摇军心，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革命派阵营意识形态的背叛，是会危害到大革命成果的，是会改变法国日后命运的。
所以，虽然雨果都基于人道主义让执法者在对待他们时进行了情与法的纠结与抉择，也都给予了对犯法者的同情，更在最后让执法者自尽。但是他依旧深明大义保有理性地在小说中放过冉阿让而处死郭文。雨果是一代文豪，又岂会不知，对罪恶过度的人道主义就是对罪恶的纵容，是对人道主义真正的亵渎与背弃。
从执法者的角度看，《悲惨世界》中的沙威是犯法者多处行为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他见证了冉阿让的许多善举，目睹了冉阿让的反抗与转变，在一次次互动中他被冉阿让深深地影响了。他也发现了冉阿让真善美的一面，慢慢去理解他，慢慢去学会思考，在思考中他的思想也在一步步转变，他开始反思社会，开始质疑体质。到最后，他看到了时代对冉阿让的压迫以及社会的黑暗。所以，他原来对于封建社会的信仰动摇了，他被改变了。
而《九三年》中的西穆尔登并没有见证郭文的抉择，是很难身临其境体会到郭文的情感的。这一份距离就会淡化许多情感。而且西穆尔登是坚定的革命派，即使最后自尽，他也只是出于对好友的不舍和对于情与法的纠结，而非信仰的动摇。沙威舍弃了原有的信仰，而他的信仰却异常坚定，这就是两个执法者最显著的不同。所以，为了信仰，为了革命，即使不愿杀死好友，但是却必须稳定军心，巩固意识形态，不得不处死郭文。这种对法的选择不是旧制度下对人性的压迫，而是革命时期深明大义的心怀天下之举。这一处的对个人的看似无情实则是天下人的有情。这一刻，情与法也取得了统一，它们本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九三年》作为雨果人生中最后一本小说，不仅文笔炉火纯青，思想更是到达了一个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但是这是在革命时期，当革命过去后又该如何，这就是革命带来的困境：“如何在革命暴力文化下打造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容忍文化。”这个问题是雨果抛给读者的，因为在书中他自己也没有给出答案，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吧。或许，革命之后，革命才真正开始。
《悲惨世界》非常厚，而《九三年》则非常薄。我认为，《悲惨世界》里面的许多细节和旁支暗藏在《九三年》之中。我相信，在《九三年》中也有为了生存逼迫自己女儿卖淫的父亲，为了营业将流浪儿赶上冬日的街头的理发师，为了虚荣诬陷他人淫秽的太婆，为了名利抛弃怀孕女子的丈夫，也有为了拯救病人不惜撒谎的修女，为了心中教义宽容罪犯罪过的主教，为了爱情不惜舍身的少女，为了亲情摒弃成见的祖父......《九三年》看起来没有细节，实则静水流深，在那看似全民革命的大主题下，隐藏着时代变革社会转型之中，无数平凡的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在此，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提到的“贫穷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此而生的这种具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也被《九三年》继承，作为一条暗线体现出来。
如今，维克多·雨果已经辞世好多年，但是他留下的关于后革命时代的思考却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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