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方法论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哪怕那些方法论实际上不是非常可靠。再好的方法论如果没有人进行实践应用都是毫无意义的，就像一幅无比准确的地图却没有人依靠其远行一样，纵使宗教神话里那创世之神建造宇宙的方法存在，只要没人可以切实地使用或利用它，它的存在与否也就没有什么十分要紧的关系了。对方法论的实践离不开人的操作，方法有效应用的结果直接由人的思想意识和目的所决定，离开人，或者说离开主体，任何方法论都将丧失意义。
我们认为，知识、规律、方法、手段、制度、规矩……这些理性的、有章可循的东西，通通只有完备和缺陷、严密和疏漏、有效和无效、适当和不适当……甚至正确和错误的区别，唯独不可能有先验的善恶属性。理性可以对善恶的概念进行思考、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本身具有善恶的属性，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理性概念都能够按照或善或恶的方式进行划分、归类，善恶不是来自理性的必然推论，它只是某种主体局限观念的产物，换言之在某个被主观规定的范围内，善恶是可判断的，而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理性仍然成立，但善恶已然不复存在。这个范围就是我——任意的主体——以及与我有关的一切，其具体大小视我的定义而变，如果我是单独的个体，那么他人的善恶只能以其对我的影响而定；如果我是一个家族或民族，那么外族间的冲突将和鹬蚌之争无异；如果我是人，那么除人类以外的动物行为就不适用善恶判断（见前面提到的道德）；如果我是生灵，那么只进行机械运动的非生物现象就没有善恶属性；如果我是宇宙及世上的一切，那么除非宗教里的至上神存在，否则咱前面说过，自然及道之精神皆是“无我”的，即我不可能是一切。所以“我是谁”的确是个核心问题。
我们对于这个伦理学上的核心问题是作出过思考的，只是从未被明确表述过，因为其答案是非理性的，属于“不可言说”的那类。俺没有故弄玄虚，作为主体的我包含着一切精神现象，感受着万物的气息，大道在我之内，自然也不过是我印象中的客体，理性更只是我的一个思想工具，我的内涵无限深邃。别忘了，在主观轴和客观轴组成的简化真值坐标系中，理性空间严格来说只有第一象限而已，虽然可以用理性的方法勾勒出真值坐标系本身，可那并不代表着理性就能理解其中的一切，比如第三和第四象限中的很多命题都仅获得了一个大概的坐标位置，基本无法进行准确定位。何况在我之内还不一定有没有不在真值坐标系里的东西呢，就算那些东西在客观现象中永远不会出现，但作为主体的我绝非是单纯客观存在能够证明或者否认的，以我为实，客观世界只是幻影罢了。当我与客观现实对立，理性、逻辑、概念，都是我对外界的抽象认识，这些认识皆来自于我之外，故而对我无效，我本身不在那些认识可以触及的范围之内，理性为我所有，所以我在理性之外，是超理性的存在。言必有物，而我不是物，言之无物为虚言，用虚言是不能下定义的，所以我没有定义。没有定义的东西无法被理性规定，因此我是非理性的。好吧，至少形而上的我是非理性的。
我不能被定义并不是说善恶就全无标准了，毕竟那是形而上的我不能被定义，因而善恶只是没有了绝对的、普遍的标准而已。事实也是这样，任何知识在好人手里都会用来实现善意的愿望，在坏人手里则会找到绝妙的恶意用途，而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看来也常常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善恶表现。我们不预设宗教里那种“全知、全能、至善”的理想化主体存在，因而我们宁愿相信“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也不接受基于直觉上的好恶对概念作出没来由的善恶定性。
本篇章咱就来说说主体性，即心理活动或心灵的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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