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迟来太久的记述。
大半年过去了，记忆虽模糊，仍在年节中重读《蒋公的面子》剧本，聊以作完此篇，权当讨论民国文人戏的断章。
2023.05.27 可以称之为 “蒋公” Day。
凌晨看剧本，下午编剧对谈，晚上进剧场；自2012年起的第468场《蒋公的面子》演出。
开场时的舞台布置（1967）
剧组谢幕
在民国文人戏中，《蒋公的面子》极富盛名，其时仍是大三学生的温方伊在学年论文中呈交了相当亮眼的一出剧本。作品以南京大学校史为题材，通过1943年蒋介石兼任南京大学（时称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邀请三位中文系教授赴宴的史实，形象地揭示了知识分子面对强权时的复杂心态。历年宣传中，这部剧被冠以“高分喜剧”的前缀，用编剧温方伊自己的话来讲，“如果说悲剧中有很强的抒情，那么喜剧中蕴含着更高的理性。”
我所理解的理性倒未必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旁观，而是借由人物本身的处境和选择凸显身在其中的疏离感，即众多的民国文人戏中，如何通过知识分子的个性、处事与时局的格格不入，强调他们意图保持风骨与独立人格的珍贵意义。在《蒋公》的剧本中，三位教授的立场和表现恰恰代表了政治光谱中的左中右：时任道有着旗帜鲜明的左翼倾向，坚决反对蒋介石，拒不赴宴，始终为他杀了自己学生而感到深深的愤慨与悲痛；夏小山是个极具喜剧色彩、居中调停的角色，在争论剑拔弩张之时，他张罗着攒牌局打麻将，对宴席上那道火腿烧豆腐念念不忘，又不断反驳“我不是为了那道菜”；卞从周拥护政府，做了蒋公子的老师，意图以“政府进步不易，蒋公支持教育”劝说夏、时二人与他一同赴宴，尽管口称“清水与墨相溶”，归根结底还是难以全然抛下文人不沾政治的清白名声。此三人为“赴宴与否”囿于迟迟难下决断的道德困境，呈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凸显首先从剧作的架构背景说起。全剧以两个时段的切换与对照贯穿，分别是1943年的重庆修竹茶馆（亦有时任道家的场景）和1967年的南京大学“文革楼”。剧目伊始呈现的是文革期间三人作为“牛鬼蛇神”被批斗的场景；随着夏小山、时任道不断否认自己收到了、前往了蒋介石的宴请，戏剧转场呈现了1943年三人争论是否应赴蒋公邀约的实际经历。转场的台词衔接相当流畅自然，且在切换中充分表现了插入文革叙事的意义——荒诞性的凸显。几位中文系的老教授，在文革中因为“吃没吃一顿饭”被反复上纲上线；某刻权力（革命小将）消失，他们原本得以逃离却迟迟不出门，为了一段模糊的记忆喋喋不休，试图证明自己哪怕有一点点正确，而这正确毫无斡旋讨论的余地，全然建立在斩钉截铁的“我没去”上——此情此景，与1943年几人在重庆慷慨激辩“能否赴宴”的陈词与风骨形成鲜明对比。这荒诞中，何尝不带着文人意气被摧折的痛楚？
然而，荒诞便止步于此么？嘲弄其意志的倒退，强调其个人的选择，并不能掩盖社会结构性的压迫。借豆瓣网友何适之言：“民国时代，知识分子还有空间可以纠结要不要给政客一个面子。到了共和国时代，却要为一场‘莫须有’的赴宴极尽辩白，撇清关系。这里面固然有知识分子自身的气节流变，但更重要的体现，还是极力打压精神自由的极权政体对知识分子的戕害。”
剧中的三位教授，时任道、夏小山、卞从周，原型确实可考的是胡小石、陈中凡两位教授，编剧温方伊于对谈中表示有多原型的杂糅，我便不在此处深究，只从自己的关注点出发，单纯谈谈剧中人。
毫无疑问，这三人都是有缺陷的，也因着缺陷而愈加真实。第一次进剧场时，我的情感偏向铁骨铮铮的时任道，他确实人物其名，仿佛时代任命的殉道者，坚持气节、坚持风骨、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然而这顽固近乎偏执，他的坚持须建立在他人的妥协上（自己不赴宴，却要夏、卞二人赴宴，帮他向蒋公提请从桂林运书到重庆；家徒四壁，靠时太太四处借债维持生计），便成了一种自私。
此外，夏小山写予时任道绝交信（参考了魏晋名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原因便是时任道与友交而不信，因面子上不好拒绝，答应了夏小山在修订校章一事上转圜，然其内心并不赞同，故而偷偷投出反对票，后被得知。夏小山气他不真，我亦不喜他为保三分薄面，自以为两相隐瞒，做了这不光明的双面人。
重读剧本时，卞从周进入我的视野，其名“从周”，遵从周礼，一如他的选择：拥护政府，将蒋公墨宝挂在家中，欣然担任蒋公子的老师。起初他最为人不齿：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圆滑世故，不似清高文人所为，然他心中并未完全抛弃是非对错，只是认为文人在时局中也应有一席之地。躬身入局——我想起的另一人，并非出自曾被戏谑的《四张机》（曾有评价说话剧九人作品《四张机》是低配版《蒋公》），而是出自话剧九人作品《双枰记》的郎世飖。江宁雨夜，他被讥讽为“中山狼”、“堂堂司法总长”、“段祺瑞的走狗”，郎世飖谈到自己的选择，分明已经气急，但也只说：“文人做事，只能躬身入局。” 躬身入局，是曾国藩的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
说到“为何入局”，吴海云《谈谈知识分子》一文可谓是醍醐灌顶。西方知识分子已经惯于使用公共批判的权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士”，其追求的是成为“帝王师”，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遵循的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根源上难以摆脱政治的钳制。当然，在传统体系内也有“言官”等职位，专司振臂一呼之职，然往往下场惨烈，令同僚敢怒不敢言。因此，“躬身入局”自然成为许多文人志士在“此路不通”时的另一种选择，这无可厚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夏小山和时任道坚持拒绝赴宴，其根本原因是认为蒋公一介独裁军政头子，不配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正合儒家最早由孔子提出的“正名”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即便有着中央大学校长之名，蒋公却从无符合其实的可能，更没必要去见——这一点，他们的观点始终都未变过。
时任道的太太景园是全剧中唯一出场的女性角色，历来引发了许多争论，我们可以从两个时段的切换中拼凑出她的形象与人生轨迹：她是个新女性，嫁给时任道后一力操持家务。家中经济状况不佳，她做过许多工作，不惜四处借钱（甚至瞒着时任道从卞从周家借钱），全力支持丈夫的学术和藏书爱好。文革时，由于卞从周的大字报揭发，她在看到大字报上墙的当晚便含恨自杀。
时太太是颇具悲壮色彩的女性角色，目前对此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借由其所表现的民国时期女性形象上。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认为《蒋公》对时太太的塑造体现了一种刻板的女性叙事：她必须伟大，贤良淑德，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丈夫，她的存在是为了塑造时任道的风骨。如果我们和《四张机》对比着看，那明显时太太的形象既不如在夜校教书的陈慧茹，也不如倔强反击“西西弗斯永不投降”的古娴。在所谓的“男性群像戏”里，女性角色究竟该如何安置？对此，编剧温方伊的解释是，时太太恰恰提供了三个知识分子的参照。她是一个为了支撑时任道的风骨而被牺牲的人，但她的价值也应当被看见、被承认。也许这个人物刻板、保守，并不具备现代女性意识，但是她是当时大部分女性群像的表现，这种女性叙事应当被展现在舞台上。且陈慧茹、古娴等人固然有力量，但实在是民国女性中太幸运的一小部分，遇到了支持她们的男性，而大部分女性甚至并不拥有选择的权利，因此，她也想写时太太这样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这番话确实说服了我。
之前有人说《四张机》是低配版《蒋公》，且编剧对谈时主持人也cue了九人，但整体看下来，尽管两部剧均属于“民国知识分子”题材，可比之处却并不太多。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三位教授，都就同一个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争论的核心却并不相同，自然生发出的剧情枝桠有所差别，不好由此来判断剧本的精巧与粗糙。“是否赴蒋公宴请”在当时是一个鲜明的政治问题，“录取哪位学生”却是校园里的考量。当然，《四张机》的这场录取，发问在校园之内，答案却在校园之外，此处按下不表，日后专章讨论。
就个人偏好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四张机》，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我素来不喜过于彰显的文革叙事。尽管剧是好剧，其中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张力和讽喻（以至于《蒋公》在上海禁演），心下还是令我有种难以言喻的疏离感。又或者，我只是不想在戏剧中触碰过于惨烈的现实。我接受的烈度可能只到九人《对称性破缺》中一句“人心的风暴”……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如编剧温方伊所言，她的作品不像九人，写“干净的知识分子”。可谁不喜欢“干净的知识分子”呢？身陷淤泥，也希望有人高悬天上，做那皎洁月亮。触碰不到，也是理想。
我在当天对谈的笔记里匆忙记下了两句话。
1. 戏剧不是为了看忠孝节义，是为了看背后人物鲜活的生存状态，现在的许多戏剧恰恰把最有意义的部分消解了。
2. 所有戏剧最后的导向都是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处境的彰显。
可惜时至今日，“蒋公的面子”有没有已经不再重要，而基于知识分子的面子、风骨与人格的争论，也在经年离乱中被摧折。
又想起当晚观剧时现场响起的掌声和笑声，它们掩盖了我心中“这是可以说的吗？”的疑虑。由此观之，2013，实在是比2023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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