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士三千”的欧阳厚均

第七章第六节

“造士三千”的欧阳厚均

欧阳厚均是清代岳麓书院最著名的山长之一。年轻时，曾游学岳麓书院，师从慎斋先生罗典三年。辞官后，继承老师衣钵，掌教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弟子著录三千余人，发名成业者数百。人多以“廿七年讲席宏开，群沐苏湖之化；三千士教思广被，人领濂洛之遗”、“麓山主讲，资化育者廿七年；槐市谈经，沐甄陶者三千士”、“惟楚有材，三千士连镳竞秀；于斯为盛，廿七年霁月光风”等等联语加以赞颂（《欧阳厚均集·易鉴卷贤录》）。其弟子云南按察使李元度也说：“国朝耆宿主讲席最久者，推罗慎斋夫子，而坦斋夫子继之，各二十有七年，湘人士无不宗仰两先生”（《欧阳厚均集·有方游草序》）。于是，高扬经世致用、通晓时务物理的传统，长期以德性、气节、经济、文章立教，经史实用之学风行三湘四水，最终成就晚清湖南学术一大伟业，将湘学发展推至一个新的高峰。

一、生平与著述

欧阳厚均（1766—1846），字福田，号坦斋，湖南安仁县人。其先以耕读为业，世代书香。乾隆五十一年（1786）应童试，以第一名成绩考中秀才。五十四年，负笈岳麓书院，师从罗典三年。五十九年，中式十四名举人，候选内阁中书。此后，科场不利，三应会试不第，直到嘉庆四年（1799），会试中式第七名贡士，殿试三甲九十四名进士，时年三十三岁。

欧阳厚均步入仕途，长期在户部任职，历任农曹主事、贵州司主事、广西司员外郎、陕西司郎中，勤慎供职，“如勷漕政、筹军务、司铜运、裕榷税诸务，一皆仰体损上益下之意。至请漕加耗、屯加津、岁定采买额数，悉驳其议。其以苏民困、纾丁力、恤弁员，请者咸韪之。而于通部事案，督催綦严，胥吏莫敢稽误。在户部十有五载，历任大司农倚如右臂”。嘉庆十九年（1814），京察一等，升浙江道监察御史，相继上《请禁传教结会以靖地方折》、《请查上年教匪滋扰地方殉节男妇折》、《请禁长随胥役讦告本官及匿名揭告本官加等问拟并百姓告官属员揭参上司应申明旧例折》，被刊入则例，通行天下。“不婞婞抨弹以为直，其所敷奏，必审其缓急，动合机宜”（《欧阳厚均集·易鉴卷贤录》），堪称良吏。这年十月，告假省亲。旋“以母老归养”辞官，结束其十六年官宦生涯，是年四十八岁。

嘉庆二十年（1815）开始，欧阳厚均在家读书、养亲、课孙。期间，于二十一年“禀奉慈命，许赋远游”，与族弟斗山同行，南游广东，历时三月有余。一路游名山胜景，访好友名士，成诗多首，编成诗集《粤东游草》。诗中还特别提到了鸦片的危害，《澳门土》一诗写道：

人谁不恶死，而乃自速之。
旁观惊若鬼，彼昏曾不知。
复有同嗜者，臭味无差池。
结气号为友，邪僻罔不为。
此物来海表，不翼焉能飞。
重洋隔门户，关市严征讥。
胡为至中夏，令我生猜疑。

（《欧阳厚均集·粤东游草》）这表明，欧阳厚均不但看到鸦片对人身体的损害，还看到了官僚借吸食鸦片，表面上联而为友，实际上却互通声气，结党营私，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怀疑外国人远隔重洋将鸦片输入中国的不良动机，可谓卓识，而二十多年以后的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更显其远见。

嘉庆二十三年（1818）春，应湖南巡抚巴哈布之聘，欧阳厚均接替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时距其始入岳麓游于罗典门下刚好三十年。任期亦如其师为二十七年，门下弟子著录者三千余人，多以节义功名显，门墙更盛。因其“训诲不倦”、“著有成效”，前后获准谕旨议叙四次，礼部记录八次。皇帝如此恩泽，朝廷这般表彰，实属罕见，“士林荣之”，欧阳厚均也因此而称名于天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冬，欧阳厚均以年近耋耄，辞去岳麓书院山长职务，结束其二十七年主讲生涯。归家未及两年病逝，享年八十岁。

著作有《易鉴》三十八卷，《坦斋文集》三十四卷。今存《有方游草》二卷、《来谂堂诗草》二卷、《粤东游草》一卷、《望云书屋文集》二卷；《岳麓山长传》四卷；《居游闻见录》等。编纂《岳麓诗文钞》五十七卷；《安仁县志》十四卷。近日有《欧阳厚均集》、《岳麓诗文钞》二书，收入《湖湘文库》，可资读者参考。

二、书香庭院：建院、藏书与刻书

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大本营，是湘学的策源地，其发展建设历来受到山长的重视，欧阳厚均掌教二十七年，考其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书香庭院、造士三千、转移学风等几个方面。本节谨将书香庭院的事迹分述如下：

首先，捐束脩，化私为公，全面整修书院院舍，创造好的读书、学习环境。据《岳麓续志》卷二载，欧阳厚均“主院事凡二十七年，先后捐千余金，创修庙宇，表章诸贤”，共计缮复古迹十八处，完成建筑工程二十三项，“且募捐各祭祀暨朱张渡渡船经费，以垂久远”。对岳麓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其时，院宇鼎新、亭台琳琅、楼阁焕然，到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又藏书、刻书，到处飘溢着浓浓书香。

第二，聚集图书，制订图书管理制度，中兴藏书事业，创造好的读书、治学条件。嘉庆二十三年（1818），欧阳厚均出任岳麓山长，“适值零陵贡生何龙光重修御书楼落成”，很快就藏书管理与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继袁名曜之绪终将衰落的藏书事业复兴起来。约略而言，有三事值得纪述。

其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欧阳山长发动院中肄业诸生“合词呈恳奏请御书匾额及钦定各书，以惠士林”。此举实承袁名曜代巴哈布巡抚奏请御书匾额与御制诗文之余意，主要目的还是想利用皇帝的特殊威望，借康雍乾恩赐旧例“作其奋发之气”。此事已经巡抚李尧栋“批准”，“以该生志切观文，情殷向道，自当缮折具奏。乃自夏徂秋，折稿未就，适值遏密之时，爰缴道库发节省余款，购书万有余卷藏之”。也就是说，虽然御赐之书因故终未请得，但李巡抚“檄道库”发公帑五百两白银，一次性购置图书万余卷，最终实现了嘉惠士林的目的，一举中兴岳麓藏书之业。衰而复兴，振奋人心，李尧栋因作《岳麓书院藏书记》，以纪其盛。

其二，编制《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著录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贮肆橱，共叁百叁拾函，计叁百捌拾柒部，叁千贰百柒拾壹本，统计壹万零伍拾肆卷”。

其三，率领岳麓诸生呈请巡抚、会同署布政使敦良、盐法长宝道胡一起详议《岳麓书院捐书详议条款》，内容包括购求宜广、收发宜清、交代宜严、藏贮宜谨、看守宜严等五条，从制度上保障“新置官书”不再散佚，永惠士林。反映了岳麓师生以及官绅士民的共同智慧，显示出很高的管理水平，图书管理从此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三，总结办学经验教训，编辑刊刻有关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意在为岳麓的持续发展积聚力量。考其事迹，主要体现在辑刊《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初、续两集，《岳麓书院课艺》一至四集，《岳麓山长传》、《岳麓诗文钞》等。《齿谱》“萃英隽于名山，联异姓于一帖”；《课艺》则“示及门而公同好”，“亦欲以管见所及而与当世文人学士质证”，反映当年书院生徒、课程及学术水平诸情况；《山长传》则是对岳麓几百年办学历史与经验的总结。可惜这些文献大都散佚难寻，现存完整的只有《诗文钞》一书，以及《齿谱》残本。

三、造士三千与教育思想

清代中期，受战争破坏、日久生弊等因素影响，全国书院出现诸多弊端，时有日就废弛、有名无实之讥。朝廷在嘉庆、道光年间曾屡诏整改，试图重振其势，但终归收效甚微，整体已呈病态。而此时的湖南书院却以主持得人而显刚健盛大之势，成为风范士林的典型，深得国人期许。如冯桂芬说：“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冯桂芬《重儒官议》，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五）陈次亮也说：“咸丰同治之际，中兴将相，什九湖湘，闻岳麓书院山长某公，自道光建元，即以气节、经济、文章立教，瑰玮奇杰之士咸出门墙。”（陈次亮《书院》，见求是斋《皇朝经世文五集》卷五）。凡此可见，岳麓、城南两书院已成全国书院楷模，成为人们振兴教育的希望。

以上冯桂芬、陈次亮所称体尊望重的岳麓书院山长就是欧阳厚均。嘉庆道光之际，他长期主讲岳麓，一堂之上，彬彬雅雅，雍容进退，“瑰玮奇杰之士咸出门墙”。此所谓二十七年造士三千余人，发名成业者数百，成就了欧阳厚均一生最大的事业。

岳麓书院门墙之盛，体现在招生名额成倍扩大、科举所占比重很大两个方面。道光五年（1825），欧阳厚均称“今岁为贤能大比之秋，又例举行拔萃科，诸生乘时图进取，担簦来就学者至三百六十有奇，济济訚訚，称极盛焉……名下士贡举四十有九人。”而按照常规，岳麓书院每年招生一百三十八人，两相比较，可谓成倍增加。该年湖南全省取举人正榜四十七人，副榜十一人，恩赐二人，恩赐副榜一人；取拔贡生八十二人，优贡生二人，总计贡举一百四十五人，岳麓占全省总数的33.7%强。十五年，欧阳厚均七十大寿时称：“今科南北乡闱，同门获隽共二十有八人。”本年恩科，全省取举人正榜六十一人，恩赐一人，副榜九人，总计举人七十一人，岳麓占全省总数的39.4%。《诰授朝议大夫晋赠通奉大夫浙江道监察御史坦斋欧阳公乡贤录》也称：“每值乡试、会试，院中之士得隽者十六七，而乙酉、丁酉明经两榜，且得十八九矣。”他自己在《续刻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序》中更说：“余自嘉庆戊寅膺聘主麓山讲席盖二十年于兹矣。前后从游者以数千计，其捷南宫、登贤书、贡成均者，指不胜屈。内而选瀛馆，列仙曹，入直枢廷，出操衡鉴者，比肩而结绶，外而鹿夹 凫飞舄，秉师儒之铎，佐郡邑之符者，接踵而弹冠。”真可谓人才济济，而其中名列中兴将相系列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李元度以及云贵总督罗绕典、安徽巡抚江忠源、直隶布政使唐训方等等，皆其影响之大者。

欧阳厚均之所以能够造士三千，成名数百，与他继承老师罗典衣钵，发扬岳麓书院的优良传统有关。他自己曾说：“受当事之聘，抗颜为弟子师，幸得步吾夫子（指罗典）后尘。凡今日之所以教，皆昔日之所以学，亦步亦趋，罔敢逾越。”（《岳麓书院同门齿谱》）此即高扬经世致用、通晓时务物理的传统，长期以德性、气节、经济、文章立教，“殷殷训迪，罔敢倦怠，以蕲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出为名臣，处为名儒，固不徒在区区文艺之末也。即以文论，亦先资拜献之端，必禀经酌雅，取法先民，夫岂苟为炳炳烺烺而已哉！”（《岳麓课艺三集序》）这种“与诸生文行交勉，道艺兼资，相期出为良臣，处为良士”的教育，意在诸生“争自砥砺，敦品力学”（《续刻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序》）。但实际上，所谓“今日之所以教，皆昔日之所以学”的“亦步亦趋”，只是一种继承衣钵的谦称，在发扬光大的同时，他建章立制，很有自己的特色。除前述刻书、藏书，以便肄业诸生博览之外，还有很多举措。如将前任山长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四字及朱熹所书“忠孝廉节”制碑，嵌于讲堂及轩廊两侧，训勉诸生。如“与当道厘定各生课银课米、奖赏银两及新中举人花红银两，务使惠归实际”，而且“不收诸生贽仪”，减免学生负担。又如“兴立堂课，咸为批阅，循循善诱”等等，举不胜举。

正是在这样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不断总结，在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有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兹举其大者，分述两点如下。

第一，文行交勉、道艺兼资的教育理念。欧阳厚均在《续刻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序》中提出了“与诸生文行交勉，道艺兼资”的教育理念。该教育理念承接南宋张栻提出的“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思想，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师生之间互相砥砺，在德行修养和学习上互相参照，共同进步，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为了把这种教育理念落到实处，欧阳厚均十分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践履，以表率诸生。欧阳厚均与学生一起刻苦攻读，于掌教之余手不释卷，其弟子周玉麒曾言“玉麒弱冠从游，日见吾师手握一编，丹铅不废，无间寒暑”，“足见吾师既耄犹勤，深惜函丈”（《欧阳厚均集·易鉴序》），老师的勤奋对学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又如他在《集禊寄兴》诗中言：“此怀无躁无妄，与世不激不随”，“静观无不自得，清兴亦与人同”，“每日一觞自足，此外万事不知”。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要像自己无躁无妄，不激不随，清心寡欲，读书求学。每得好的文章“击节欣赏”，“讲艺论文，有奇共赏，有疑共析”（《岳麓课艺初集序》），好的方面大家互相借鉴，有疑问互相探讨，读书所得互相分享，以求共同进步。他认为只有如此问道求学，才能“一堂之上，彬彬雅雅，每雍容进退，未尝不顾而乐乐也”。在他“自维马齿日增”之时，尚与诸生“聊藉友朋之讲习，以消迟暮之居”，他与诸生以友朋相称，互相切磋讨论看成是可“消迟暮之居”的人生乐事。他的这种主张，无疑是对当时“师道尊严”、“唯师为是”，学生只能亦步亦趋，不敢稍有质疑传统罗网的冲击。二是文与行、道与艺要并行不悖，不可偏废其一。自八股文兴，士子们昧于制艺时文，埋首于记诵坊间刊刻之八股文章，于经史之书束之高阁，于治国理民之道更是一窍不通。针对此种情况，欧阳厚均提出了“文行交勉，道艺兼资”的主张，要求学生把文章写作与行为践履结合起来，把对大道的探索与学习治国理民之术结合起来，而不能有所偏废。他在《岳麓书院课艺序》中说：“培植人才，为有体有用之学”，“固不徒在区区文艺之末也”。以道为体，以艺为用，体用结合，道艺结合，是对宋代以来传统教育中重体轻用，重道轻艺理念的极大冲击。他认为只有文、行、道、艺全面发展，才能“出为名臣，处为名儒”，“在朝协寅恭之道，在野讲亲睦之风”，而良臣、良士“皆足为式于邦家，增光于吾党”（《续刻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序》）。

第二，“于培育之中，寓鼓励之念”。欧阳厚均在教育过程中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正面的鼓励。在旧的教育传统中，多用体罚的方法。他认为此种方法不注重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培养，收不到良好的教学成果，因此提出了“于培育之中，寓鼓励之念”的主张，通过鼓励，树立学生的上进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曾作著名的《拟励志诗示岳麓肄业诸生》九首，以鼓励学生励志成材。

这九首诗中满含着对门下弟子的鼓励之意，第一、二首鼓励学子珍惜光阴，不舍昼夜，努力学习。第三、四、五首则敦促学子立大志，读圣贤之书，保持人本性之善良，处处自警，处处慎独，不可懈怠。最后四首则鼓励学子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哪怕是天资不高，也可取得成功。该组诗是欧阳厚均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撰写的，后由他的得意弟子兵部郎中陈岱霖嵌刻于讲堂，与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读经六法》、《读史六法》、《学箴九首》交相辉映。

四、穷经致用与转移学风

欧阳厚均学识渊博，“于经无所不通”，而其“穷经致用”的最大成果是《易鉴》一书。其弟子周玉麒说：“自汉宋以迄近代，注《易》者无虑数百家。惟杨诚斋《易传》就治道之兴替得失，见易理之悔吝吉凶，可与史传相表里。吾师择其精粹而简明者汇为是书，名之曰《易鉴》。间亦特摅己见，阐前人未尽之蕴，启后学无穷之悟，使读《易》者怵然于馀庆馀殃之戒，真如鉴之在室，拂拭生明，其裨益世道人心，良非浅鲜”（《易鉴序一》）。其孙欧阳世洵也说：“公于经无所不通……晚年尤耽于《易》，玩索不置，尝谓易理无所不包，但天地之道高远难言，不若反求进取。爰萃诸家之说，耑择其以人事诂《易》，而足以观感劝惩者，汇为一编，间亦附以己意，名曰《易鉴》。盖鉴古即以鉴今，显示穷经致用之旨，实隐寓转移世道之机，于人心风俗补救，岂浅鲜哉”（《易鉴序二》）。由此可知，“显示穷经致用之旨”，“隐寓转移世道之机”，是欧阳厚均治学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他由穷经致用的老传统，既开启了“转移世道之机”，更推动了湖南学术的流变与学风的转移。

在上一节，借由岳麓书院濂溪祠的论争，我们看到欧阳厚均对湘学道统的坚守，是为捍卫湘学的正统。但对湖南按察使秦瀛的激烈批评，并不代表他全然漠视、反对业已蓬勃兴起的诂经考史之风。恰恰相反，凭借在岳麓书院创建湘水校经堂这一壮举，他成功实现经世致用、通晓时务物理等优良传统的“隐寓转移”，使得湖南学风丕变，开启了湘学繁荣的新局面，也拉开了湘学变革的序幕。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完整呈现湘学变化的这一过程，我们的叙事将由湘水校经堂延续到校经书院。

应该说，“经世致用”是岳麓自宋代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到清代，为了应对科举之害，它又有新的发扬与光大。乾嘉之世，山长王文清就将“通晓时务物理”列入学规；罗典则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训士；曾与欧洲人过从，通其占验之术并三角切线之法的袁名曜，先器识后文艺，学重中西，又以楚材斯盛激励院中诸生。道光以降，“穷经致用”的山长欧阳厚均更是“以气节、经济、文章立教”。这是经世致用的活化，它以去科举化为目标，以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为特点，是为湘学发展的新起点，也为岳麓书院乃至湖南全省书院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道光十一年（1831），吴荣光任湖南巡抚。他是汉学大师阮元的弟子，崇尚朴学，不满当时书院溺于科举之学的现状，乃仿其师学海堂之制，聘请岳麓、城南两个省会书院的山长欧阳厚均、贺熙龄山长主持，分经义、治事、词章三科试士。开始时，场所不定，效果不是很好。到道光十三年（1833）春，欧阳厚均创建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斋西隙地，终于解决了场所问题。湘水校经堂堂额由吴荣光题写，至今仍悬堂门之上。欧阳山长与吴巡抚为同年进士，交情三十余年，学术旨趣相投，湘水校经堂是他们的共同事业。

湘水校经堂创建之后，吴荣光利用政暇之时，渡江到岳麓课试论文，校经堂事实上就成了岳麓书院内研习、课试汉学的一个地方，它作为湖南第一个专门研习汉学的教育机构，对湖南学术风尚的变化、汉学的发达起了很好的作用。湖南巡抚李明墀称：“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人才辈出，称为极盛。”（见《皇清掌故汇编》内篇卷四十一《为兴复校经堂另设一书院》）。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长沙，岳麓书院毁于战火，湘水校经也是堂废课停。十一年，山东进士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乃“重兴是课，黄南坡观察为集赀，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自是湘人士稍稍向学矣”

同治八年（1869），湖南巡抚刘崑主持的书院重建工程完工，当时的《工竣报销详》内有“湘水校经堂及嵌碑房屋，俱彻底新建”的记录，且堂中墙壁嵌有《膏火告示碑》，似有重课经史的迹象。是否如此，尚待考证，但湘水校经重新进入院中师生的视野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光绪五年（1879），湖南学政朱逌然慨然以培才励学为己任，“乃议兴复，修顿起废，别营学舍”，将校经堂迁至省城天心阁下原城南书院旧址，“明布条教，慎简高材，剖演奥艺，月试所能”。从岳麓书院迁出的湘水校经堂，规制有些变化，名称改为校经书院，正式设有山长，下辖经、史、文、艺四学长及提调、监院各一人，定额招本省及商籍生徒二十四名肄业其中。对此事，著名学者黄以周在《论书院》中曾经论及，其称：“今之书院，弊已积重，习亦难返。为之经营胜地、构造新馆，选绩学之士，讲论其中，若阮文达之课士，其最善也。然文达于浙曰诂经精舍，于粤曰学海堂，皆不曰书院，非有见其命名不典与？吾友朱肯夫视学湖南，欲迹文达之所为，有人来告以事。余谓之曰：‘其名取吾浙之精舍，其规则取学海堂，请以斯语达肯夫。’后肯夫颜之曰‘校经堂’，一取诸文达之治粤云。”校经首任山长成孺，刊《校经堂学议》，以经济之学训士，要诸生“寝馈于‘四书’、‘六经’，探治平之本，然后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币、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马政之属，以征诸实用”，“一时造就人材”，“号称最盛”。当时强调：“书院以校经为名，所贵顾而思义。疏证异文，援引古义，务期实得而止，不可徒以想当然语了事。”倡导“以经解经，最为得之。至于先儒之说，无论为汉为宋，其合于经者取之，不合于经者去之。此事自是以明道、讲学为本，一切门户之见慎不可存。入主出奴，彼此攻击，攻击不已，流为党祸，切宜戒之”。

校经书院由湖南学政主导。作为晚清新型省会书院，它得到了刚从英法归来的我国第一任外交公使郭嵩焘的支持，成为湖南近代教育的试验田。朱逌yōu然之后，历任学政皆能踵其规矩，课以学识，劝养教导，多有成就。如浙江会稽人陶方琦光绪八年（1882）刊《湘水校经堂官书目录》，著录院藏图书三万四千余卷，制定《官书收发章程》十五条规范借阅。山东潍县人状元曹鸿勋，以“实事求是，穷经致用”训士，“端词章于仓雅”，“纳义理于训诂”，在十一年刊《校经堂初集》四卷，呈现诸生经义、词章、训诂、理学四类优秀课艺。又如江苏太仓人陆宝忠，光绪十四年离任之际选刊院生优秀课艺为《校经堂二集》九卷。他们的不懈努力将校经书院建设成了可与岳麓、城南、求忠等三大省会书院媲美的名副其实的通省士子肄业之所。

非常明显，由阮元至吴荣光、欧阳厚均，再到朱逌yōu然、陶方琦、曹鸿勋、陆宝忠以及成孺等，从湘水校经堂至校经书院，在光大学海堂经史之学的传统时，又开拓出了“经济之学”、“穷经致用”的新天地。等到光绪十六年（1890），在“通经致用”旗帜下，引入新学、西学，其教学内容开始了质的变化，改革跃上新的台阶，校经书院也成了湖南书院改革的引擎，此是后话，略而不论。

综上所述，评价校经堂的功用，有新旧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若校经书院，实湖南汉学之大会也”。它源出岳麓，是一个由经史到经世的致用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如游学英国的杨昌济所言，“校经教法与伦敦大学文科无异”。由此可见，古老的书院其实也可以与新学、西学接轨，历久弥新，开出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