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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xiàn）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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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译
（圣人治理天下），不崇尚标榜贤能，百姓就不会争名好誉；不珍贵稀有物品，百姓就不会奸盗劫夺；不彰显使人欲望膨胀的事物，百姓就不会心烦意乱。
因此圣人治理天下，是让百姓身体健康，衣食无忧，不争强好胜，内心淡泊宁静。长此以往，则百姓不妄用智谋，不妄生欲望，那么别有用心的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扰乱民心了。
圣人治理天下是顺其自然，不妄为，则百姓各安天命，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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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析
1．为什么要“不尚贤”？
崇尚标榜贤能，就是给何谓“贤能”树立了榜样，制定了标准。
首先，“尚贤”会造成恶性攀比。
比如，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举“孝廉”。由在朝官吏，推举“孝顺”和“廉洁”的人入朝为官。以“孝廉”作为一个人能不能做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在“孝顺”和“廉洁”上一争高下。弊端也随之产生：
古人庐墓
一是畸形道德攀比。比如父母去世守孝。你守孝三年，我就守孝十年，更有甚者守孝二十年，过去的守孝，不只是戴孝而已，而是守着父母的坟墓，其他事一概不做。人生能有多少二十年呢，而且还是在平均寿命很低的古代。
苏东坡
《议学校贡举状》：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
苏轼也批评了这种畸形的道德攀比，他说：如果朝廷以是否孝顺来录取官吏，那么勇敢的人就割大腿的肉给父母食用，怯懦的人就看守父母的坟墓来体现孝道；如果朝廷以是否廉洁来录取官吏，则那些人就坐着羸弱的马拉的破车，穿着补丁叠着补丁的衣服，粗茶淡饭，来彰显自己清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然而“孝”、“廉”只能成为评价一个人贤能与否的否定性标准，即我们只能以这个人“不孝顺”和“不廉洁”来进行评价，却不能以这个人是否“更孝顺”、“更廉洁”来评价，因为道德无法被量化。
东汉“党锢之祸”
二是相互勾结。为了让自己“孝廉”的名声迅速传到朝堂之上，走上仕途。不少人就相互约定，互为夸耀吹嘘，扩大彼此的名声，通过“炒作”确保彼此都能被朝廷录用。而录用之后，则相互勾结为朋党，追逐一党之私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再则，“尚贤”导致“贤能”的狭隘化。
人的贤能与否，是需要全面衡量。而“尚贤”，只是重视了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才能和品德，这样重视的原因，或是上级的个人偏好或是特定时代的需要，但却并不是对人的全面性评价。而人为了名利，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评价，则更加向所谓“尚贤”的标准对照看齐，从而忽视了自身其他方面的成长与进步的可能性。因此“尚贤”的结果，恰恰是贤能的狭隘化。
最后，“尚贤”导致崇尚虚名。
“尚贤”使得贤能具有了一种可以遵循的轨迹，如果太看重贤能，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例如，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忍辱负重的时候，当事人为了名节，而束手就擒、引颈待戮，成就了个人的名声，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可能。
2.“难得之货”OR“难得之祸”？
“贵难得之货”，就是将是否拥有贵重稀有物品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那么百姓都会拼命追逐那些贵重难得的宝物，以此来彰显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社会崇尚奢靡之风随之兴起，人与人之间相互攀比，嫌贫不笑娼。
而当人们都把注意力转向了获取“难得之货”上，又能有多少人关注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普通之货”上，比如农田水利，实体工业。然而失去了对于这些“普通之货”的重视，国家、社会的大厦将倾也为时不远了。
如果“难得之货”求之不得呢？数十万一斤的茶叶、香料，几百万的玉石翡翠、瓷器古玩，让从事劳动生产的普通老百姓陷入对比后的巨大失落中：一辈子节衣缩食，辛勤劳作，都换不来一块石头一片瓷，凭什么！谁又会一辈子甘心屈居人下，既然合法的手段无法获得，那就去偷，那就去抢，也没什么好顾忌的！“难得之货”也就成为了“难得之祸”！
3.何谓道家的治国之道。
《庄子•知北游》，庄子说，道在蝼蚁中，在杂草中，在屎尿中。
借此来说明，道之无所不在，以道眼观一切物，物物平等，无贵无贱，以道眼观一切人，人人平等，无善无恶。《道德经》中的“圣人之治”、治国之道也应以平等为要。
而“尚贤”就是人为地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贵难得之货”就是人为地把物分成了贵和贱，都违背了万物平等，皆有道性的原则，所以老子要提倡“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
“不尚贤”，任用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本来就是应该的啊，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
“不贵难得之货”，难得之货和普通之货，本质上都是物啊。以物来评价人、判断人，恰恰是对人的物化和异化。然而，从人的本性来看，并不应该有高下之分啊。
“不见可欲”，则进一步总结说明，尚贤也好，贵难得之货也罢，都是将人的欲望彰显和放大，而导致了内心的失衡，无法平静。
而在道家的眼里，每一个人、每一个物在这个世间都是唯一的，世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人，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件物。我们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让每个人观察自己、认识自己、实现自己，明白人活一世，“我”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各安其份，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回归到道所确定的秩序之中，才是“圣人之治”啊。
4、什么是“虚其心，实其腹”？
虚其心，是心无杂念，内心平静安详。只有虚心，无杂念，去除多余的欲望扰动，才可以看清真正的自己。
实其腹，是满足基本的欲望。欲望不可避免，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然而，欲望应有限度，满足自身的需要即可，而不是把欲望放大到超出自己需要的限度，在欲求不满的痛苦和欲求满足的无聊之间来回摇摆，直至生命的终结。
5、为无为
“为无为”，是合道而为。圣人处在道中，立足到道上，怎么做都是对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天地自然而然地在产生万物，产生了又消亡了。天地是立足于道的，它是自然而然生发万物，它做了吗？它什么也没做？它没做吗？它什么都做了。
“为无为”，是“做而不做”。物来则应，事过不留。比如说做好事，要做到你根本不认为这是好事，根本没有认为这是事，不起任何念，这就是道家的自然无为。
以前有教养的大户人家，过年的时候，会接济穷人，主人会让手下的仆人，在天黑了，大家都睡着了，偷偷地用小袋子包一些散碎的银两，放在穷人的窗台，不能被发现，和现在所谓的慈善排行榜，做善事是为了留名，是为了博取更大的利，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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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之思考
人人各安其份，各司其职，各守其位，会不会形成所谓的“社会阶层固化”？
会，一定会！
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固化是常态。阶层的频繁变动，流动性太大，恰恰是国家和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大起大落，正因为罕见稀有，所以才会引起人对于世事变迁的感概，才会被人所反复吟咏而成为千古名句。
所以，有问题的不是阶层固化，有问题的是对于阶层划分的标准错了。如果以占有资源的多寡、甚至是简单折算成货币值，这样的划分来确定阶层，太简单！
当然，资产的多寡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但如果谈到以资产决定阶层，本质上看，是单因论和经济决定论延伸。而事实上，阶层的形成从来都不是人为定义和划分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和习惯下形成的，是人与人因为特定的价值观和精神认同而形成的聚合。
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韦伯指出，新教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那么在中国那些促使阶层形成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
那么在中国那些所谓的被划分的阶层，有什么精神特质吗？
那么在中国某一个特定阶层的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又是什么？
一个因为拆迁而资产数千万的人，和一个靠实业起家而身价千万的企业家，即使财产相当，内心会相互认同吗？
如果没有精神的驱动，光靠资产数量和价格来划分的阶层只是缺乏灵魂的机械定义，只能是放大的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阶层的固化远未形成。
我们仍然需要寻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所在。
这也是我推广《道德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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