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必有死‘，生死是唇齿相连的关系，如何生就如何死，但这并非宿命，而是体验生的过程中就蕴含着死的过程。生死相依并非俗话，而存在于我们生命体本身。
什么是死亡
西方学者魏斯曼认为，死亡是一个普遍全然的否定，包含了分离、寂寞、痛苦、伤害、失败、挫折和耻辱。而schaie认为死亡是潜在的个人身份的结束，自我的失去，即个人无法再听、闻、尝，没有希望、快乐、悲伤等一切活生生的感觉和碰触；包括关系的结束，即与社会中 的人、事物等一切关系的断绝。
死亡的判定
死亡的判定经历着从传统的心脏死亡概念到“脑死亡”概念的转换，它行述着生死的价值观的转变，我们更多的将前者和自然死亡联系起来，而将后者和伦理联系起来，它更多时候是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考量，因而赋予死这一概念以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死变得不再那么自然而然，不再那么简单，而是与个人之外的他者和社会紧密相关。
我们的困境在于到底能否将脑功能丧失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
“从科学上讲死亡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就是脑死亡，没有脑电波活动，没有自主呼吸，没有反射，生命完全没有可能再逆转，但心脏可能还在跳动。第二就是临床死 亡，心脏不跳了，这也不是彻底的死亡，因为可能还有组织存活。第三级的死亡是生物学的死亡，心跳停止24小时后，人体的组织细胞全部都死亡了。”
一场关于死亡的对话
“死有很多种，看你要哪一种”
“我要委婉的死，不要那么公开而暴烈，我要虚心的死，简单的死，有尊严的死，不要那么崇高，不要虚伪，死的干脆点”
“没有人可以教你死，只有你自己”
“可是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就告诉我应该怎么死，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死了” “人生在世，生即死，死即生……根据他人的意志去活，就等于死两次。”
“死很简单是么”
“它可以如此简单，也可以如此复杂，看你怎么认为……简单的话，更加自然；复杂的话，更加”
“那么什么是死”
“我不想告诉你什么是死，每个人所认为的死都不尽相同，我告诉你的只是我思想的死”
“这是在一个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才能理解么”
“有一天，你会知道”
“什么时候”
“你的一生”
“我不明白”
“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生与死的较量，没有十分确定的东西存在，每个人都随时可能遭遇风险，也许是现在，某个时刻，在时针和分针交叉对准着的那个时钟时刻，这些都无法预计，我们都在猜测着未来，憧憬或是畏惧，都是不定数，都源于对死的疑惑和懵懂……”
“也就是说那我们每天都在体验着死亡么”
“可以这么说，死亡的话题很沉重，令人不愉快，世人都避而远之，日常的奔波和沟通交往实然都是保护自己，我们从到人间就蒙受着他人的劝慰和必要的规训，这是我们得以生存到现在的理由，时间长了，我们的认识和思想力都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框框里，思想的抽屉因为被扣上了偌大的锁而无法打开，所以造成生的过程不过如此的错觉，所以人间事事才有这么多的反复，常态下的东西不需思考就为人广泛宣扬并认同，常识，不都是好东西……”
“坦率的说，我一直在做自己死后会怎样的梦，具体不记得了，我是不是疯了，是不是不正常……”
“人人都会做梦，死始终是一个谜，临终时对死的体验是一种玄妙的感觉，有人会告诉你有一道白光……我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总会对死亡做一场预想，让自己提前进入死亡，因为我们害怕着死亡，想知道死到底是怎么样，这不仅是好奇而已，更是对死试图超越和掌握，人十分可怕，我们生产的技术，是为了一种需要和便利，但实际上衍变成窥探和僭越的预谋和强权心理，资本主义制造着自己的坟墓，我们人类也在制造着自己的坟墓”
“技术是邪恶的了？但我们离不开它，没有它，日子完全崩溃，没有办法过下去”
“生命进化到现代，你们都是高贵的人，你说这话的本身就说明了你是个被技术规约的人，不只你，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技术控制着，技术不止是理性的，它还是感性的，我们抓住了理性的尾巴，而放逐了感性的头颅，无限升级的技术导引着世界……可能发生一场技术和人之间的战争”
“真的么？太可怕了，不敢想象”
“有一天， 也许你会明白”
……
死亡的语词
不同社会文化中对死有不同的看法，体现在形式、价值、意义和信仰等诸多方面。
从其语词上说，只要是人，多数情况下，都十分忌讳说“死”，更多的时候，选择性的用其他词来替代，简而言之，就是委婉的谈论死亡，低声的在私下里谈论，因为常识中，死是一件十分严肃，由不得开任何玩笑的事情，就算自己拿自己开刀也是一件涉及到道德的问题，别人会以为你是一个吃错药的疯子，即使是自杀未遂，也有伤害到他人的倾向，于是你被判入心理疾病一类的人当中。退一步温和的讲，一个人有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权利么？
以下引录不同的关于死亡的说法，这些语词都都没有涉及一个“死”去字，但却很好的表达了不同语境中的人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的还原当时当地的死亡，就好比这是场戏剧，因而有如下设定：
“死了么”—如何判定死亡？局内人还是局外人？
“是谁死了”—依次追溯死者的身份属性，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国家
“什么时候死的”---时间划定，时代背景
“死时是什么样子”---确定现场
“怎么死的”---死亡的方式
“为什么会死、为什么是现在死了、为什么是他死了、为什么是这样死的”---原因追踪，凸显死者个人主体性 “再也不存在了、上西天、命丧黄泉、跨进了阴曹地府、完结、与世长辞、回老家、见阎王了、离开人间、逝世、身故、去极乐世界、上天堂、归天，入天堂了、去阴间、入地下、永远睡觉、归西、蹬腿了、沉睡、长眠了、把一把骨头给扔了、去世、天数尽了、去世了、离去，去世、睡着就不醒了、翘脚尖、日子到头了……”
死亡是一场戏，可以华丽的无以复加，也可以草草的收台，这当中关系到死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
谈到主体性，势必要说到意义，主体性本身就是意义的存在，我们追求自主自觉，在异化的时代大声疾呼“还回我们的主体性”，这无非是在追求意义，以及涉及到意义的他者，可以是事物或是过程。
死的意义
我们通常谈价值和意义，但最终谈的似乎是一个道理，话刚说完，就被甩在一边，再也不管，继续过着日常习以为常的生活，这再实在不过了。但回头几个人聚在一起，又开始大谈特随口而出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对话实在是无聊至极，凡此种种，都在这个讲究意义的世界中不断轮回，似乎这类对话更像精神快餐，批量生产和复制的话语，从头到尾都包裹着同一类标签，看上去很厚实，很可靠，揭开盒子一看，大部分是水货，但令人疑惑的它在全球化下的行情却出奇的好，商品化时代出卖思想比出卖其他东西更为值钱。
虽然价值和意义这类东西着实令人疲倦不堪和厌烦，在久经思量后也得不到任何答案，却不依不饶的往死里想，这股劲无奈又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用到力处了，生命方才显得尊贵，但这有种虚荣和奉承的意味。
尽管如此，正如我现在在拿意义说事一样，我就是为这类意义所沉迷的人，意义带给人一种敏感，不自觉间从喜欢琼瑶的浪漫情怀和柔情蜜意过渡到现在的更为知性的判断，纯洁不是没有内涵，不是没有意义，不是空泛，不是一无所知，而是心目的澄澈，但总觉得人生一遭，不能没有印记的离开，需要带着些沧桑感才好，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比如颜渊，一单食，一瓢饮即可，
对意义的解读，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说到自身，我们看自己，不能套概念，带着概念来了解世界，你会被这个世界所蒙蔽。个人生命具有自身的特质，在持续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思考怎么怎么应付。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应该又是什么概念，何者为应该，不应该的又是些什么？我们为自己所保有的内心空虚而感到些而感到些厌恶，这世界到底有些什么，空灵中带血。
印度心灵大师克里里希那穆提说道，领会整个的生命运动的旨意在于非常深入的了解时间、悲伤和死亡这三件事情。
他认为死亡是一种极端的孤独，人在本质上都是孤单的，而事实上因为害怕所以想要和众人结伴，或是寻找死亡带来的是什么，而这种思考和追寻反而会让自己永远孤独下去。孤独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状态，但在他的眼里，死亡就是一种对于孤独的畏惧，源于无法体验死亡，我们追求安全，但一旦追求安全，就会产生恐惧，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我们就难以活下去。
死在他看来包含了诸如逃脱、恐惧之类的含义，对死的恐惧在于害怕失去的心理。我们在害怕和恐惧中，不断的寻找永恒性的东西，而关乎时间的延续性的问题则在于个性、荣誉最终将走向消亡，依靠科学的发展而带来的生理功能的延续并不能带来永恒。
不希望死，是因为我的存在是一个过程：我在思想、我在体验、我在学习，我有追求、我有反抗，我有性格、经验、知识、能力，我做事精到，我长得漂亮，我希望这些东西不要结束。害怕接受结束的事实的心理诉诸于创建宗教教义来延续生命，在东方有‘轮回说’，在西方则有‘复活说’。但即使我们相信生命会有延续，又重生，我们仍旧会存有害怕。只有抛弃在追求安全、不求能够延续，才能理解永恒。
他所告诉我们的是好好的度过每一天，把第二天当做重新开始的新的一天来过，我们就不会恐惧死亡了，正如他所说的每一天都滤清了我们获得之物，我们学得的知识，留下的记忆，做过的挣扎，每天都死亡一次，不把它们带到明天去---这才是真正的美，即便其中会有结束有终止，里面也会有涅槃和更新。
死亡不都是坏的，正如生是美好的一样，死也是一种美好，巴里巴人具有其颇为意味深长的谚语—死亡和羞耻之间，死亡更加美丽。在克里希那穆提那里，死亡一如生命，这是自然的过程，绚烂非凡，生命包括悲伤、痛苦、烦恼、快乐、胡闹、占有、嫉妒、爱心、凄惨的孤独感，所有这些都是生命，而我们多数人都生活在其中的一个片段中，对于慢性疼痛患者延续的心理活动过程，我们的思想和记忆通过文字图像而重复和延续。思想的停止即是新生的开端，思想的死亡即是生命的永恒。
此外，他还认为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死亡，那么这个人就知道该如何生活，我们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会思忖到底什么是有意义的。我们害怕死亡，因为我们对其不了解。但“死亡并不遥远，它就在当下，生命的分分秒秒里，就如爱会突然发生一样，死亡也会突然而来。当意识到这点时，就去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对未知的东西，我们不会害怕，我们所害怕的是熟悉东西的失去。我们害怕失去家庭、朋友，害怕孤独、寂寞，害怕失去学来的经验和积累的财富。而我们的思想和意念又使得我们执着于失去的事物。思想创造了思想者，意味思想者是可以永恒的。思想者又继续创造了另外的更高层状态的永恒：灵魂、自我和高我等等。思想是这些结构的基础。”
中国谈到死亡经常说到只是时候未到，那么这里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不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自然生命的过程，是时候了，我们会自然的联想到人的死亡，是时候升入天堂了，时候带有某种预定型，说明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心中有数，活着的时日不多，接下来就是面对死亡，说‘时候’的人头脑清醒，对死亡更加的坦然。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现行仍没有十分规范的脑死亡鉴别标准，它关乎个人、家庭、社会、伦理……脑死亡不等于死亡，不等于权利的消失，现行的继承法则在一定程度肯定了对死后权利的保障，当然也使得一些利益熏心之徒，打着死的幌子行“救济”和“保障”之实，或是预谋某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向法律请求公平合理的分割遗产。这一类都是对死的一种不尊重，或是放任的态度。他们似乎对死后的财产其他利益更有兴趣。
大脑是智慧之泉，在我们失去了思考以及可以控制自己的能力之时，我们就成了一个活死人，但活死人不是一副躯壳，他也有生存的尊严、人格，只是这种自主和自觉控制在他人手上，全由他人决定，他受人摆布，但他有存在的价值。
目前，大量临床研究发现,对脑死亡病人进行的抢救最终都归于无效，这是否成为器官捐赠的依据，什么情况下的生命垂危者，他们又需要符合何种条件才成为“合格”的捐赠者？
如何界定脑死亡？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技术理性中如何鉴定脑死亡？和一般形式上的死亡不同，“脑死亡”则有其相对的“隐蔽性”，只有专业医生才能判定。
1959年，法国学者 Mollaret首次提出脑死亡概念，之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脑死亡标准日臻完善；
1968年，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规定死亡标准为:对环境失去一切反应;完全没有反射和肌肉活动;自主呼吸停止;动脉压陡降和脑电图平直。
1968年美国哈佛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发表报告，把死亡定义为不可逆转昏迷，或称之为“脑死”，并提出四条诊断标准：①没有感受性和反应性；②没有运动和呼吸；③没有反射；④脑电图平直。要求对以上四条的测试反复多次并在24h以上，结果无变化才认为是死亡。但是有两个例外: ①体温过低(小于32.2℃) ; ②刚服用过巴比妥类药物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的病例。
1971年，芬兰第一个接受脑死亡标准，之后全世界已有约80个国家和地区颁布和实施了成人脑死亡标准。相比之下，2003年，我国在才提出脑死亡标准讨论稿，数易其稿，至今未能统一标准。
……
我们陷入多重困境中，其中之一是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之二是死亡标准的确定涉及到医学技术、社会伦理道德及复杂的法律问题——脑死亡，如何立法？
未死的“生”是他者的救命稻草，器官移植本是人道主义关怀原则下的产物，但在今天市场化运行中却被植入功利化色彩，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脑死亡是人类文明中所生长出来的怪胎， 器官移植的功利考虑促使医生偏离了治疗病人、挽救病人生命的目的，而衍变为更多的关注测定人死亡的方法。从抢救生命到寻找器官，医生的角色出现冲突和分离，他们不仅要对病人进行诊断，还要对自己进行诊断。
两篇文章相比，Ronald J.Maynard主要从器官移植的伦理、困惑、风险就一个具体的案例展开叙述，它从诸多理论视角对移植的风险性、当事人为何进行移植，技术对身体的干预的伦理性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到吉登斯的“现代性后果”、“自我反思”“策略性的生活”以及福柯的“权力”观等理论，作者写作的方式和之前的几位人类学者相比，都使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但在阐述上更加规范，而且条理鲜明，经由一个关键性人物贯穿问题的前后，当中适当的引用前人的理论进行解释说明，可以想见的是关于死亡、技术的分析大多见于哲学领域，关于生死智慧的解读，似乎在主体性、意义的角度更为明确和易懂，但作者没有说明选择这几种理论的原因，用到一处是一处，其他的一些理论也可以对文章的目的作出解释，这里没有说明，使得这些理论的使用有些突兀。
吉登斯和福柯都是社会学派的重要任务，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有着较为犀利的察觉，是否是因为现代化下的技术必然造成器官移植这一趋势，而权力又是时下的谈资和烫手芋，所以才借鉴这两者的理论，或许我的设想成立，但又或许只是牵强的说此而已。而Margaret Lock呈现给我们的是北美和日本如何判定脑死亡比较分析，当中还尤其突出说明在人类学研究中应该如何使用这类比较分析的方法。这篇文章更偏重于阐述脑死亡，从历史的角度，从中西方的角度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分析，是一种不错的写作形式，其中心是如何判定死亡，由此在技术狂飙式发展的今天，判定脑死亡对于器官移植是如今医学和法律界的一大困境。其中有客观的陈述死亡判定的发展过程，也有从哲学的角度来阐述主体性、和身体、灵魂二分的思辨，日本在文化上更为保守，更为传统，他们偏重于集体，将完整的身体视为保留灵魂的一种方式，西方医学界较少存在如日本发生的“医生的谋杀”一类的案例，他们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个人主义倾向也十分严重，因而日本存在的困惑在西方却并不是问题，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理解死亡，在理解身体、灵魂，理解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差异。
器官移植是香饽饽，世界范围内有太多的人有病，技术制造的“恶作剧”，使得患病几率更大，又不得不依赖技术本身来得以解决，而技术并非万能的，没有一个判定死亡的准确时点，没有明确的依据说明当事人“死”了，我们就无疑要陷入一场道德审判的争论和伦理的质疑中。
器官移植前后对自我的理解和判断陷入困境，何者为我，在认识中，my body被分割为碎片，碎片拼贴成的有机组合不可能再是原来的那个机体，机体器官既然可以被拿来拿去，那么它也就成为弱不禁风的一片树叶，颤颤巍巍，仿佛一位无家可归者，值得寄托的身体不复存在， “self o r unself”“who is me?”“where is my body?”
器官移植有错么？更多受重伤的人可以得到治疗，这不是人道主义所宣扬的么？在此为何会产生这许多困惑？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考虑，放到一个时代中考虑，它就具有了这许多复杂性的关系，由此造成诸多矛盾，技术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还不断的生产出新的问题和矛盾，这回是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直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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