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丨五马进京（10）

第十节：五马进京 高崇德批薄意攻刘  饶漱石讨安为助纣

【引言】1952年，五大行政区书记调入中央任职，尤以高岗位高权重。故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一）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随着朝鲜战场和国内局势的稳定，在毛泽东“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提出后，到1952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恢复，马上面临的是“十年建设”，中共中央准备从1953年开始，效法苏联实行计划经济。

建国之初，为“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中央在全国相继建立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并在各大行政区内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实施对各大区的行政管理。大区领导人延续战时体制实行一元化领导，极具个人权威。

当时，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政府成立后，刘少奇负责组织人事和财经，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负责除军事以外几乎一切政务。毛泽东身为中央主席，对许多工作都不经手甚至不知情，他曾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为此，中央开始酝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实现全国一盘棋。

1952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共同研究中央机构的设置问题。毛泽东还就此事专门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他了解苏联中央机构的设置情况。不久，杨尚昆、安子文等人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毛泽东签阅后，刘少奇批转“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领导。”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因为周恩来和陈云8月将出访苏联，急需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7月13日，刘少奇致电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央同意划四川为一个省，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并“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七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8月，邓小平到京后，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9月，习仲勋到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原部长陆定一降职为副部长。陆定一长期从事宣传工作，习仲勋认为自己没有宣传工作经验，让陆定一这样的前辈做副手不妥。毛泽东坚持“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实际上，此前中宣部的会议经常是副部长胡乔木主持。胡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陆定一常坐在下面听。本来就居于副手地位的陆定一，对降职处之泰然，与习仲勋关系融洽。习仲勋时年仅39岁，是“五马”中最年轻的。期间，毛泽东曾问薄一波对习仲勋的看法，薄回答：“年轻有为”，毛泽东说是“炉火纯青”。

10月8日，高岗（原名高崇德）进京。建国初期，中共邀请了很多社会名流来京参政议政。当时在酝酿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选时，有人对五位副主席候选人全是南方人提出了异议。后来，副主席中就补上了起于陕北的高岗。1949年10月1日，高岗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一道，跟随毛泽东通过100级台阶，登上天安门城楼。但高岗是唯一没有驻京而在大区工作的副主席。

高岗奉调进京后，又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根据当时的体制，国家计委不属于政务院所属。因此，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居住的东交民巷8号，一时间成了京城关注的要地。

​1953年1月，邓子恢离开武汉举家入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是“五马”中年龄最大的，老成持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

最后一个到位的是饶漱石。当时，他随同刘少奇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耽误了进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也许是带着几分彷徨进京的。他曾在半夜突然求见已经入睡的毛泽东，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3个小时。实际上他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是“调虎离山”，因为他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二人长期不和。

二、“新税制”风波

1、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1950年初，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的实际，税法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采取特殊优惠政策，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此，中财委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操之过急，方案提出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讨论，更没有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听取他的意见。新税制公布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物价波动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率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举条向他报告。

毛泽东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对所属的财经部门作了重新分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2个部中的8个部，由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

5月1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杨尚昆写信说：“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他在“否则无效”四字下加了着重号。

同一天，他写了一则批语给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对于毛泽东刚刚对新税制的批评和对政务院机构的调整，高岗认为毛泽东明显是对现在的领导工作不满意，而对他却委以重任，使他自认为无论在地位上、政治上，都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因此，在不久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向刘少奇、周恩来等发动了攻击。

2、全国财经会议

1953年6月14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就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薄一波不得不作了两次检讨。

高岗在发言中，故意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批薄’意在'射刘’。饶漱石与高岗一唱一和。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毛泽东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了回来。

陈云、邓小平在发言中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邓小平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这样，因新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三、高饶事件

1、“三月名单”

1953年3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高岗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次例外。

这份文件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 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于是，高岗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播。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突然质问，“三月名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安子文在会上承认确有此事，在会后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2、南下游说

为了减轻繁重的日常工作，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中央提出了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

高岗以为毛泽东要换“马”，便四下活动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来搞政治局。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紧接着，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等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

1953年10月，高岗专程到杭州，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高岗公然提出了所谓的“军党论”。他说，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即“白区党”和“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两部分。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掌握在“白区党”手中，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应当彻底改组。

​高岗的“军党论”，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出身于井冈山，一直在苏区带兵打仗，对在白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存有偏见。林彪支持高岗，但林彪并未紧跟高岗，虽对高岗的论调大加赞赏，却托词养病，并不出头。后来，他见高、饶的活动有暴露的危险，便金蝉脱壳。

而饶漱石却配合高岗“批薄射刘”，同时发起“讨安伐刘”。在1953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煽动个别不明真相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长同他一起攻击安子文，开辟了拱倒刘少奇的“第二战场”。

1953年秋，高岗找到邓小平。邓小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回京后，高岗又找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邓小平和陈云感到事态严重，将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3、停职反省

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了盖子。

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高、饶问题则交由刘少奇负责处理。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的分别举行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与批判。

在座谈会的第一天，高岗继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检讨后再次做了检讨。回到家后，高岗便将秘书赵家梁叫到房间。由他口授，赵家梁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之后，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

第二天高岗在洗完脸刮胡子时，不慎将脸划破。他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顺势就将手上的鲜血在昨晚刚刚的信封上擦了一下。当天上午，他先是叫来了交通员，让其把两封信直接送给周恩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佩带的手枪交给他。警卫员感到异常，立即打电话给赵家梁。

正在国家计委开会的赵家梁立即赶了回来。他一看信封上有血，感觉情况不对，把信拆开一看，给毛主席的信，信封上写的是刘少奇。给周恩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家人。

于是，赵家梁就劝高岗不能这样想不开。高岗的爱人李力群也上来哭着劝说。这时，高岗挥了挥手说：“好吧！把信烧掉吧。”李力群见状急忙找人将信烧了。

但就在此时，高岗突然从裤袋里掏出手枪，举向头部。赵家梁急忙去夺枪。就在这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了墙上，手枪应声掉地。高岗急忙去抢，赵家梁死死地抱住高岗。李力群以及警卫们冲上去，夺下了高岗已握在手里的枪。

赵家梁立刻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吩咐要严密注意高岗的动向，并要求赵家梁把已烧毁的信的内容复写出来。原定下午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临时取消。晚9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高岗停职反省。

4、自杀身亡

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并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十大罪行”。称他的自杀是“自绝于人民”。

高岗被监视居住后，一再给毛泽东写汇报材料。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东北局和东北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他向看管他的人说，以后见到这些人时，请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是我连累了他们。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之后，中央并改组了东北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高岗的“五虎上将”，被撤销了一切党内职务。

（三）饶漱石被批准逮捕

座谈会上结束后，饶漱石问题的最后处理还有待中央决定。 饶漱石在家听候处理。有一天，他家的“红机子”电话响了，饶误以为他将很快恢复工作，因而向其妻陈麒章发起了牢骚。

其妻和秘书当时都负有“每周写饶漱石情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的任务。于是，饶漱石的秘书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

此时，正在召开全国党的代表会议。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全体代表后，刚听过毛泽东“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代表们立即把饶漱石同“以特反特”的问题联系起来，于是对饶的处理陡然升级。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当年就是饶漱石批准的。代表们认为，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参加会议期间，听到“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潘汉年1943年到南京见过汪精卫。因此，他便主动写了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这样，饶漱石和潘汉年正式批准逮捕。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开除党籍。

抗战时，饶漱石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国共两党授予中将。如果是1949年授衔，以饶漱石在军内担任的职务，完全有可能被授予元帅军衔。1955年，当毛泽东亲自为朱德、陈毅等人授予元帅军衔时，而陈毅的上級和老搭档饶漱石则在监狱服刑。饶漱石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75年因病去世。

高饶事件后，中央大区一级的党政机构全部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