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初到武汉的哥仨
时光回放至1988年，我国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已经推行好几年了，应该说广大农民对承保土地的热情以及种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我们那个多见石头少见天的深山沟里，土地就是命根子。那些年，村民之间发生矛盾的“导火索”就是相邻的两块地里谁家往界外（对方）多挖了一镐头、多种了一行庄稼，另一家人大多不会坐视不理的，基本都会很快再挖回来。因此，那些年两家人打群架基本都是发生在田间地头。
我父亲是出了名的性子耿直之人，“大四清”期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不占别人便宜，就算是想多挖一块地，也都是在我们承包田地的周边新开拓出来一块荒地，开拓荒地相对于种熟地要辛苦很多，先要把杂草除根、乱石掘尽，要多花些力气多出一些汗，但开荒地最大好处是不跟别家扯皮。
那时候尽管我年龄不大，还在读书，只是周末或寒暑假下地干活，但我能感觉到新开拓一块荒地种到成熟（庄稼长得好）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多种一块地就多一些收成，而且不用交公粮，几乎可以理解为无本生意。
88年的夏季，我们家把能种的坡地，大部分套种了绿豆（一般是在玉米地、芝麻地或红薯地里套种），那年的绿豆不仅长势好，颗粒饱满，而且卖的价钱也好——是我记忆里绿豆第一次站上一元一斤的价位。只在九月一号开学之前，我们家就卖了两千多斤绿豆，也就是两千多元钱。
第一次拿到那么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浸着汗水的钱，父母别提有多高兴。但是，钱还没在父亲手里捂热，就全部分配给我哥儿仨了，让我们仨拿着这笔钱到省城读书。一年的学杂费生活费等所有支出都指望着这些钱。
至今回忆起来，我仍感激那年大丰收的绿豆。若不是老天爷开眼，在关键时刻格外关照了我们家，我们兄弟仨进省城读书的梦也许就此破裂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那个年代尤其如此。
回想在那个年代，我们村里包括周边邻近的各个村子，无论家长还是孩子，极少有人能忍受着极度清贫继续读书的。我的同龄人中能把小学读毕业的就不多，初中读毕业的已是凤毛麟角，能读到高中毕业更是少见。而我们哥仨则是远赴千里之外的省城武汉读大学。
难怪在四年之后的1992年，当我回到县城工作的时候，单位领导得知我们是88年哥仨一起下武汉读书的，非常吃惊地说：“哦，原来那年县城里广为传说的哥仨同时去武汉读大学说的就是你们兄弟啊！”
其实，我和我的两位哥哥压根就不知道当年的县城里有着怎样传奇抑或励志的“跃龙门”传说。
不似在移动媒体异常发达的今天，谁家娃中考成绩出圈，谁家娃是市里“高考状元”，谁家双胞胎姐妹花同时考上研究生等等，分分钟就能传播开去，不想让人知道却也盖不住的。
现在回想起来，倒不是感慨我们哥仨学习有多努力，而是打心里佩服我的父母在那个年代独有的眼光与魄力。在一个想种地都没有多少地可种的贫瘠之地，许多家庭想吃饱饭（米面自由）就已经拼尽了洪荒之力，我的父母却有胆量让几个“准劳力”远离田地去省城继续读书。
自小没进过一天学堂、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居然在那个时候就清楚地知道，像我们这样大山沟沟里贫寒家庭的娃，在那个年代“跃龙门”的唯一机会是读书。可以说，父亲母亲终年在山上山下攀爬劳作，无论风霜雨雪，无论冬夏，他们是拿命为我哥儿几个铺开了一条走出大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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