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上，回放我三十年前在武汉的读书时光，脑海里全是鸡零狗碎的窘迫印象。
其实，不仅仅是在武汉的读书时光，我记忆里自小就是经常饿肚子的，即使偶有吃撑的时候，吃的也都是跟红薯家族相关的深加工“黑色食品”，比如用发霉的红薯干磨成粉再发酵蒸出来的红薯面馍或红薯面条。
因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树立了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等我长大成家之后，要争取每天至少能吃两顿白面馍、白面条或白米饭。
十年寒窗苦读，终于在八十年代末迎来了我的“跃农门”机遇，我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激情到省城武汉求学，没成想最后却是在稀里糊涂中把四年时光打发过去了。
1988年填报志愿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我家大哥认为当时的粮食行业很“吃香”（也许是饿怕了吧），便帮我选报了这个行业。读了两年书，即90年底，国家政策突然就变了，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全国的粮食行业不仅不再“吃香”了，甚至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
但四年学制已读了两年，既不可能换专业，更不可能换学校，我只好硬着头皮熬下去。终于把四年时光熬过去了，发现在学业上几乎没啥收获，好像什么知识都学过，却又什么都不精通。
当时班里大多数同学跟我一样来自四面八方的乡镇农村，既没见过世面，又不懂职业规划，对自己未来之路从来就没有做过长远规划，包括学校在内也从来没有谁指导或者启发一下四年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我自认为很努力地修炼提升的综合素养，也不过是利用别人周末出去逛街的时间写写毛笔字，或参与学校宣传橱窗和刊物的插画设计（负责校团委文艺期刊和橱窗里的宣传绘画）。再就是去校图书馆翻翻闲书或者装作文艺青年模样读读徐志摩、泰戈尔、席慕容、汪国真等诗人诗集。
不得不说，在难熬的省城四年读书期间，我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是用在抵御窘迫与饥饿。
我的老家在鄂西北一个想种地都没有多少地可种的穷山沟里。除了第一学期（88年秋季），我兄弟仨是拿着家里卖两千多斤绿豆换来的钱到武汉，后面几年再难搞到那么喜人的收入。
那时候，大多同学每个月都能收到家里按时汇来的生活费（当时是通过邮局汇款）。大多同学每个月都有五十元或六十元，有少数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每月有八十元，最少的一月也有三四十元固定汇到学校的生活费。而我既没有固定额度，也没有固定时间，几乎每天都是在期盼与战战兢兢中度过。
我的父母虽然都很勤奋，怎奈没有多的土地可种，而且仅有的几亩大多是坡地，土壤浅薄贫瘠，庄稼收成不好，一年辛苦到头，在保住一家人吃饱饭的前提下，能卖的粮食并不多。那时候，总想养猪养牛增加收入，却苦于没有饲料喂养（没钱买），一家老小得着空就出去割草喂牛喂猪。
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我在武汉也就没有固定的生活费来源。而且那个时候想从农村信用社贷款也很难，真的是越穷越难借到钱（现在似乎也是如此）。
我的一日三餐是按“分”计算支出的。那时候校食堂里的菜一般是五毛钱，也有八毛的、一元的，最贵的两元钱，最便宜的是三毛钱的花生米或酱萝卜条。我大多时候是等同学们都把好菜（五毛钱以上的）抢完了我才去打三毛钱的菜，也有许多时候只买几两白米饭。
我很清楚自己的家境，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莫名地惆怅，总怕我的父亲或母亲哪天扛不住一大家人的重担，突然倒下了。所以我很少写信向父母要生活费，免得他们收到信后更加为难。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才咬着牙给家里写信，在信里先是文绉绉的跟父母问安，客客气气小心翼翼地绕一大圈，最后才说没生活费了，看家里是否方便汇点钱。最要命的是，我鼓起勇气写给父母的信，家里未必能按时收到，有时候个把月才收到信。
四年期间，我最困顿的日子是手里只剩下六毛七分钱的时候，我盘算良久，决定去学校附近菜场买两棵大白菜和一斤盐，回寝室把白菜洗了切成丝，然后撒上盐腌在空罐头瓶里。幸亏那个时候学校每月按时发30斤餐票，我早晨用餐票多买几个馒头，有时候多打点稀饭装进开水瓶里，就那样用腌白菜和馒头、稀饭撑了一个星期之后，终于收了家里汇的三十元度命钱。
即使在那样极度艰难的时候，我也忍着没跟任何同学讲过。一来是我的性格使然，不愿求人（至今仍有“后遗症”）；二来是考虑大多数同学每月生活费也是刚好够，谁会有多的钱借给我呢？
在第四年的时候情况稍微有一点点改观，我的一位中学女同学先我一年参加工作了，她知道我的困境，每月按时给我写信鼓励我，顺带在折叠严实的信纸里夹带十元或二十元钱给我。这样雪中送炭般的生活接济，使我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十分感动，甚至忍不住泪目……因为，我这位女同学在四年前由于家庭原因跳楼身亡了。
都说环境锻炼人也造就人。省城的四年艰难时光，真的是造就了我的卑微与谨小慎微的性格，换句话叫人穷志短。在那个极为窘迫时期，我一心想着早点毕业，对未来的前途没啥奢求，也从未想过要继续深造，只想早点参加工作，能早点挣钱，无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只要能吃饱饭能独立生活，不再让父母为难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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