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①】
这是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歌《礼物》，今天我想用来致敬我们本期攀谈的主人公——褚时健。在企业的圈子内，褚老的名声和事迹早就让人有所耳闻，以一人之力将玉溪卷烟厂从破产的边缘带到了亚洲第一，全球第五的位置，从巅峰跌落之后又以七十五岁的高龄进入农业，开始种植橙子，“褚橙”火遍祖国的大山南北，家喻户晓，再创个人的辉煌。本期攀谈，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褚时健传》，去探寻褚老的人生传奇。
【开篇②】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条在企业家圈子里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消息——烟草大王褚时健去世了。当然这条消息后来被证明了是误传，褚老爷子本人也拍了个视频证明自己活得好好的，说昨儿个自己还上菜市场去买菜了啊，整个就是媒体的一个乌龙事件。我们不说这个假消息到底是咋折腾出来的，但是这个事情让“褚时健”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在稍稍沉寂了一两年之后，又一次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
的确，褚老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以一人之力将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带领到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地位，从巅峰坠落之后，又东山再起，种植果橙，一时间“褚橙”火遍祖国大江南北。而“褚橙”的火热，甚至都带动了水果零售圈子一股励志情怀的风格，像后来出现了“柳桃”，就那联想的老板柳传志做的桃子的品牌，还有“潘苹果”，SOHO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折腾出来的苹果品牌。虽然都是主打励志情怀，却都无法达到前者的品牌效应和利润，我昨天还上淘宝的褚橙旗舰店上搜了搜“褚橙”的销量和售价，119元十斤的橙子，卖出了8900多件，而相比之下“潘苹果”只有寥寥几十单的销量，“柳桃”甚至都已经没有搜索结果了。
这似乎告诉我们传奇是不能复制的，时代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时代。而当我们追问传奇背后的成功因素是什么，老爷子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回想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做得最问心无愧的就是——没有庸庸碌碌地生活。这是摘自这本《褚时健传》当中褚老自己做的前言，好！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一起看看褚老爷子的“活法”究竟有何与众不同。
【少年烤酒】
褚时健的出生地在云南矣则，“矣则”是彝族语言，意思是“小小的”。从清朝末年褚时健的太爷爷一大家子来到这里定居，迄今为止这个村子也不过100多年历史。而且确如它的名字一样，这个村子的规模比想象中还要小，是山脚下江边一块不大的平地。撒腿儿从村的这头跑到那头，也不过村里老人咂吧几口水烟的工夫。
在行政规划上，矣则历来属于华宁县的青龙区禄丰乡管理，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让这个小村庄显得有些特别，按现在的行政划分，正好处于三区五县的交界点，村里的人都开玩笑说，一早起来，跑到五个县轮流吃顿早餐，回来还要干会儿活才到中饭时间。
这样一个交界地带，尽管在行政级别上是最低的，却并不闭塞，即便几乎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因为村子后面有一条铁路。褚时健的家乡，早在1910年就已经通了火车。就是这条当年称为“云南铁路”、今天中国境内一段称为“昆河线”的国际铁路。
抛却当时的国家政治层面的意义，这条铁路对于褚时健的家庭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便依靠着这段铁路做起了运输生意，让褚时健一家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生活过得不是那么拘谨，甚至还有几分乐趣。在褚时健小时候，每每从学校回家，不是扒着火车厢，就是把书包衣服顶在脑袋上，凭借着一身极好的水性，就这么顺着江流一路漂到回家，童年的生活里，虽然没有父亲长时间在身边的陪伴，却也过得十分欢快。
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无忧无虑的日子马上就结束了，褚时健的父亲褚开运就在1942年日本人对滇越铁路的一次轰炸中严重受伤，这次受伤直接导致了一年后他的离世。父亲离世之后家里断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家里的长子，褚时健必须背负起家里的生计，于是他便主动辍学在家里烤酒，以分担一些母亲身上的重担。
烤酒在玉溪当地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传统习俗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不像现在市场上的瓶装酒，这种沿承古法，用土锅蒸烤出来的酒，不上头又好喝。不仅有酒味儿，更有人情味儿。有些地方的习俗是：一进门，先来个三大碗，要走了，再来三大碗。
所以到了当时的烤酒各项工艺流程都很成熟，褚时健只要按着前人的经验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原本家里的有父亲的稳定收入来源，烤酒也只是副业，但父亲离世之后，落在褚时健身上的担子就重了，他不得不琢磨怎么用同样的原料烤出更多的酒，才能维持家里的生计。
传统烤酒分几个步骤：泡苞谷、蒸苞谷、放酒曲发酵、蒸馏、接酒。而蒸苞谷是最费时费力一件事情了，需要保证锅里一直有水，灶里一直有柴火，稍出差错就前功尽弃，所以就需要人整夜整夜地守着灶火，褚时健为了不防止睡过头，他就估摸着一锅水从开始煮烧到烧干要多久时间，然后就靠墙浅睡，灶上稍有动静立马就醒了，所以他也从来没有烤糊过苞谷，这可是村里烤酒的老师傅都无法保证能做到的。
发酵的过程最重要，出酒量和酒精度的高低全在这一环节上，以前村里的老师傅教了褚时健怎么发酵，提醒他发酵时要关门，他就寻思着这发酵应该和温度的有关系，而且他发现夏天和冬天的发酵情况不一样，夏天好一点，冬天差一点，而靠近灶边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好一些。于是他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旁边放上装有柴火的破铁盆，结果出酒量立马得到提升。
烤出酒来还要去卖，距离村子2公里多是比较大的禄丰车站，那里人多，酒好卖。但因为自家三伯也在那里卖酒，褚时健母亲说担心两家斗气，就让儿子挑着酒到14公里远的一个小车站去卖。每次挑酒到集市，他都会根据上一次卖酒的情况，调整一下这一次带的数量。每次他都会带得比预计卖出量稍少一些，营造着一种大家抢着买的氛围，这就和我们今天看到饥饿营销很像吧，像我买个小米手机还得预约老长时间了，而在上个世界四十年代，15岁褚时健就懂了，这可能就是一个企业天生的感觉。
不仅会烤，还会卖，可以说是生产和销售两手抓，别人三斤苞谷出一斤，他两斤半出一斤，别人要花上半天才能卖完，他一两个小时就卖光了。因为烤酒，让褚时健开始知道了一个道理：把事做好，就会快乐，就会有成就感。
【扭亏为盈在糖厂】
青年褚时健是经历了生活的断层的，少年时期良好的政治觉悟让他早早与共产主义有了交集，早年帮助地下组织传递信息，后来还亲身参加游击战争和剿匪工作。战争结束之后在征粮、土改等等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让他在职场生活中平步青云。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政治问题却是十分敏感，而恰恰政治斗争，还有人际关系的斗争是褚时健这一辈子最不擅长的事情。1957年6月，当褚时健看到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右”运动红头文件时，他正任玉溪行署人事科的科长。文件中要求各地依据比例圈定右派，褚时健就寻思着，身边哪来这么多的右派嘛，所以在原本的名单上划了又划，稍稍高出国家要求的指标，就递交了上去，万万没想到的是很快却因此被冠上了“同情”右派的罪名。而在越发高涨的人际关系的斗争之中，由于性格简单直接，也无意当中得罪了人，最终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农场当中，虽然后来被证明为“错划”的右派，但是在当时的年代，个人的命运实在如同蝼蚁，在政治的洪流之中，只能随波逐流而已。
就这样，经过了好几年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的农场生活，褚时健仍旧带着那顶隐形的“右派”帽子，到了新平。这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或许也是他最后的归宿。
1963年，35岁的褚时健到了新平曼蚌村，当任曼蚌糖厂的副厂长。而在此前，他的旧交，时任新平县县委书记的普朝柱，就已经给他打好了预防针说这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可能不好干。那实际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糖厂当时有两百多个人工人，在生产期还会招几百个零时工，而生产的红糖又属于国家紧俏资源，那你想想这都不赚钱谁还赚钱，但是实际情况是每年政府财政补贴还得拨款20万元，才能维持糖厂的基本运营，而且糖厂的员工还只能拿到五个月的工资，就是生产的5、6、7月，和年前的10月11月。
对于60年代国营工厂的领导人来说，把工厂按部就班地维持下去，机器能在该开的时候开着，人在上班的时候在岗位上，就算尽到了职责。至于效益什么的，国家没要求，大家也不在意。所以褚时健刚来的时候干了些什么，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不太过问。确实，大家觉得褚时健一个“右派”分子又能干什么呢？
可他并不这么想。他天生就是一个爱干实事，也干得好的人。
褚时健就拉着当时负责榨糖业务的丁连祥在曼蚌和戛洒之间的榨糖点看了好几天，仔细问了围绕一个榨糖点的甘蔗种植情况、榨糖时的人员配备及开销、每年的产量。对于榨糖，褚时健的确有些心得，以前下放农场时他就榨过，大概了解这些工艺流程，另外他小时候在家自己烤过酒，一种产品的生产到销售过程是怎么回事他也有体会。
一个多月的观察下来，褚时间就已经找到了亏损的关键，和烤酒的时候如出一辙，关键就在于成本核算。100斤甘蔗才出9斤糖，一斤糖的燃料要5斤4两，再加上人工费、运输费、机器损耗费，这不亏损才怪了呢！于是他拉着榨糖的工人们开始一步步地改良。
这改良的第一步，说来也蹊跷，褚时健首先拉着工人把那些榨糖锅的锅底由于常年烧烤累积的泥巴和锅垢给敲了。原来由于这层厚厚的锅底，导致榨糖锅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受热。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但是在当时的年代里，走马观花换了的前几任副厂长，都没发现，或者干脆点说，都没有理睬。褚时健发现了，去做了，这其中绝非只是偶然。
然后就是改良燃料。糖厂的燃料一直是两种：褐煤和木柴。木材在当地是时百姓做饭的燃料，价格太高也不是常年亏损的糖厂能够承担得起的，所以就大量使用褐煤这种煤化程度非常低的低价煤作为燃料，基本1块钱的煤，烧了5毛钱就烧不动了。柴和煤都不理想，那烧什么呢？就烧着糖厂的原料——甘蔗，褚时间让工人把榨完的甘蔗渣累在一起风干，然后放到炉子里做燃料，燃烧效果也非常好。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重技术的改良，将榨糖机的滚筒从3个增加到6个，提高甘蔗的榨取率，出糖率一下子就上升了几个百分点，今天看来几个百分点的提高可能在现代化的设备当中很容易实现，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科学工艺条件下，实在是难上加难。
成本降低、产量提高，利润自然而然也更着上升了，褚时健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将糖厂扭亏为盈。他到任之后的第一年，糖厂就实现了11.7万的利润。
降低成本、改造技术、严控原材料，改善职工福利、采用新的管理方式、企业兼并、开展副业，曼蚌糖厂在他的带领之下，一步步规模扩大，实现盈利20万、40万……数字呈现出爆发性增长。
1966年到1976年，褚时健和家人在新平呆了十年，但我们也知道中国近现代史上这10年也是特殊的10年，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像褚时健一样的“右派”份子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得过且过地混日子，无功无过最好，因为这样最安全。但是褚时健不是这样，在这本厚厚的书中，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手艺人”的心态，国家给了一个平台让他发挥，那怎么样都得把他做好了，不然过不了心里这一关。这就是褚时健给了这个时代的答案。
好在他本身对于政治斗争十分不感兴趣，并且长期远离各个派别的斗争，一门心思只管着“挣钱”——怎么把工作搞好，怎么再把甘蔗的出糖率提高一点，怎么提高工厂的利润。当他步入中老年的时候，开始迎来他人生的巅峰，而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他是真的很会“挣钱”！
【烟王褚时健】
在新平曼蚌糖厂呆了16年之后，1979年，褚时健被彻底平反了。这一年，他所在的戛洒糖厂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白糖的工艺比红糖可复杂得多，这意味着糖厂的生产又会上一级台阶，褚时健满心期待。
但有的时候，人生充满了变数，一条直路也许会突然转个弯，拐向另一个目的地。褚时健的人生在1979年就拐了个弯。他曾经玉溪地委的干部，大家对他近20年的经历都很熟悉，他在新平时期把糖厂管理得风生水起的成绩早就有目共睹。显然被平反了之后的褚时健，有了更加广阔和自由的平台可以让他发挥。
但其实在调任至玉溪卷烟厂之前，曾经的还有几个岗位再等着他去任职——一个是玉溪地委组织部长，另一个是负责管理玉溪地区经济的副专员。但由于都是机关干部的工作，已经在企业呆了十几年的他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剩下的两个企业单位的选择一个是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一个是峨山的塔甸煤矿场的党委书记。
其实褚时健的心理还是更想去矿场的，因为矿场在深山当中，工作之余还可以上山打猎，打猎、捉鱼向来是褚时健的最爱，他心里那个痒啊，但是矿场生活条件实在是很糟糕，他自己倒是不在意，可是还有妻子和孩子。虽然褚时健觉得可以在玉溪城里设立一个煤矿的办事处将妻子和小孩安置在城中。但却因为这个想法他被自己的妻子马静芬骂得狗血淋头。的确，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原来是城中的千金小姐，但是嫁给褚时健之后一直也是风里雨里陪在他的身边，即便是褚时健被下放到农场当中，马静芬都跟着他度过人生中的低谷，现在被平反了，自然而然更想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褚时健虽然将生活的中心放到了工作当中，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都感激着自己的老伴儿，无论是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还是在敏感紧张的文革期间，马静芬都给了她足够多的支持。而且事实上证明，关键时候听老婆的，准没错！如果褚时健当时没有选择玉溪卷烟厂，那也就没有今天一代烟草大王的传奇人生。
可是等待着褚时健的并不是柔软的温床，这个玉溪卷烟厂虽然在行政级别上比他之前管理过的新平的糖厂要高出很多，但是经过文革的冲击之后，像是一部生了锈的巨大机器，每转动一次仿佛都要掉下许多灰尘来。工厂当时是员工软、散、懒，车间是跑、冒、滴、漏，甚至厂内还有成群的鸡鸭到处跑，一问起来竟然说是因为职工生活艰苦，为了改善生活才在厂区养鸡鸭的。车间里面是烟丝遍地，散烟支东一支西一支，这些情况放在以前的糖厂，那可不知道相关的负责人都要被开除多少次了。
最坏的情况出现在一次香烟吸评会上，到场的不仅有全国各地的烟草公司，还有各大糖烟酒公司，而这些公司通常都是烟草公司未来的客户，因此各个烟草公司都会将最好的产品带到这个吸评会上，争取商机。褚时健自然也非常重视这个会，他从厂里产量最高的红梅烟中精挑细选了一部分品质最好的香烟参加了这次吸评会。但是现场的专家只吸了一口就给出了评语：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的成熟度不够，缺乏烟草固有的香气。卷烟用的纸张很劣质，薄、脆，轻轻一按就裂开，包装箱也是又薄又差。听到这些评语这老褚的脸往哪儿搁啊，恐怕比他下放农场的时候还痛苦难受，但是他又很兴奋，玉溪卷烟厂对他来说是一块“硬骨头”，但是偏偏褚时健正是一个“牙口好”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拳脚可以施展了。
在新平糖厂的时期，由于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他自己也有意远离人际斗争，一心只管生产经营。到卷烟厂之前，为了能够更加彻底地管理，他找了当时的地委书记马良恕要了一柄尚方宝剑——说在一年之内，让卷烟厂有所起色，但是不管是谁来上方告状，一律驳回，工厂全权由他负责。这马书记倒也是个爽快人，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还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下发了文件。所以上到不作为只知道打小报告的党委书记，下到偷懒成习惯的员工，一律扫地出门，这个时候的褚时健已经在工厂中展现出强人强势的王者姿态。
如果说在糖厂时褚时健还没有思考经济体制对于企业的影响，那在烟厂开始，他的思维和眼光就落到了此处。80年代之前，大家都是吃大锅饭的过日子的，绝对平均主义带来的坏处就是不管你好的坏的，懒散的、勤快的，都是在这个锅里吃，拿的是同样的工钱，刚开始大家一窝蜂是很热闹，但是一天天下来也就变得松散了。这种看上去很“和谐”的工作氛围，对于企业来说杀伤力的巨大的。当时还流行一句我们现在也熟知的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口号也蔓延到企业当中，但是一个企业没有了内部竞争，哪有员工能力的提高，没有了外部的竞争，哪有市场的优胜劣汰？那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肯定离不开的是赚钱啊，国企给国家赚钱，私企给自己赚钱。我们常说一个企业应该有利益之上的追求，你总得得到了利益的及格线才能去追求更多的东西。当时的年代，说到利益和分配，总有点让人谈虎色变。
在80年代，有一项制度 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农村，那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而这一制度，被同样有超前思维的褚时健引入到车间当中，将工厂几十年来的计时工资制度改变成为计件工资，提出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挺上去很复杂，但是实际内容很简单——工人按照完成量领取工资。为了配合这个工资制度呢，而此时褚时健再一次拿出了11小时的工时制度，但是为什么说是呢，这其中还有一些小插曲，也是褚时健这一生中，留下不多让人有微辞的地方。
调整员工工资制度是在1982年，而在两年之前，褚时间就已经从设备和原料辅料两个方面着手改革。首先他以超人的魄力拍板决定贷款买下一台行业领先的机器，英国莫林公司的MK9-5烟支卷接机。价钱超乎寻常的昂贵——261万，这个价钱足足可以买下60台当时工厂使用的老式“新中国牌”烟支卷接机，但是效率也是“新中国”的4倍有余，而且因为工艺精良，卷接出的烟丝紧致，外形和吸味都很好。虽然价格确实昂贵，但是由于效率高，卷出来的烟质量好，以及节约的人工成本，只要三四个月，也就能够还清贷款。
机器迎进了门，也迎来了新的难题：怎么才能让这套设备发挥出最好的状态？最先摆在褚时健面前的，首先就是原料问题。盘纸、滤棒，怎么才能实现这两样原料的进口？褚时健就想到了广东商人，广东在20世纪80年代绝对是个神奇的地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封闭后，中国的国门首先从广东开始打开。因为有香港的便利，已经做了好几百年生意的广东人极其娴熟地就从北美、欧洲、日本，经由香港找到各种内地紧缺的商品，然后在国内赚取丰厚的利润。在那个年代，大量需要紧俏物资的企业都有过和广东商人打交道的经验。烟厂特别需要高级盘纸、束丝、滤棒等原料，而广东商人手里有丰富的资源。问题在于敢不敢和他们做生意，因为这是一个政策边缘地带，往左可以被视为投机倒把，往右则是自由贸易搞活经济。褚时健选择了和广东人做串换。褚时健将商品烟用出厂价，广东商人则用低于国家调拨价的价格把各种高级辅料串换给玉溪卷烟厂。两边相得益彰，皆大欢喜。可是就在第二年，褚时健却因为串换辅料，被玉溪纪委认定是投机倒把，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看着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出来的高品质的香烟，褚时健觉得“处分”吃得不亏。
设备也有了，原料了也有了，最终还是回归到管理的核心——员工的身上。要提高效率，要增加生产量，要充分利用优良设备的作用，就要提高必要劳动时间，将以前工厂传统的三班倒改为两班倒，以前一班工人工作8小时，调整后工人一班工作11小时，中间还可留下两小时用于换班休息和检修机器。因为换班频率减少，换班所需时间自然减少，生产率也就相应提高。但是劳动时间变长了，薪资和待遇却没有同步提高，大锅饭这熬久了就糊了，所以这下工人们不愿意了。褚时健这一次确实是着急了，他这种过于纯粹的市场行为冒犯了神圣的劳动管理办法。向来中国人批判资本家就是用劳动强度大作为最大罪证，这一次，他触碰了阶层底线。
随即他就被告到了云南省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也陆陆续续收到了告状信，痛斥褚时健损害玉溪卷烟厂2000多名职工的合法利益。虽然地委和省委对于褚时健的工作和卷烟厂的发展有目共睹，选择了保持沉默，但这件事情最终还是闹到了国务院，中央派遣了调查小组进驻了工厂，多次强调和承诺：厂长会把大家的休息时间在三五年后还给大家，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其实褚时健一直以来都是关注员工福利的老板，到了90年代褚时健出事之前，集团的账上还有28亿的资金是用来改善员工生活和住宿的。
工时事件是褚时健的人生履历中为数不多能够让人微辞和诟病的地方，也是通过这个事情，让褚时健认识到企业的发展，不单单只是经营发展的规模扩大，还要协调各方利益的平衡。所以随即他就改变工资制度，将维持了几十年的计时工资，改变为计件工资，同时将8小时和11小时工时制度的选择权交给工人，多劳多得，那工人们自然就都选择了11小时的工时制。
天时地利人和，玉溪卷烟厂一改死气沉沉，快速奔跑了起来。
少年时代可以烤出更多卖更多的酒证明褚时健是个爱动脑子勤劳肯干的人，中年时代一年就可以将亏损20万的糖厂扭亏为营证明他是企业管理的佼佼者，但这些，还不足以让他成为人们心目的中的传奇。而在80年代从绝对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可以是历史前进的步伐带动了企业的改变。而褚时健在之后的几年里，将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公司、玉溪烟草专卖局“三合一”，肯定是超越时代的举措，这一步，一下子也拉开了褚时健与其他企业家的距离。
随着公司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对于生产原料烟草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包好烟最重要的不是滤嘴、不知卷烟纸、也不是包装，最重要的还是烟草。烟草这个东西本来在中国是没有的，直到1575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年间才进入中国，福建的漳州、莆田成为最早种植烟草的地方。1900年，烤烟在台湾试种成功，紧接着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也引进了烤烟。中国大地上的烟草之花越开越多，但最终气候、土壤都符合烤烟生长的云南，成为全国著名的烟草种植地。
尽管云南是个烟草大省，但是烟草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管控资源，种植和分配都由国家烟草局管理，再到卷烟厂进行加工生产，最后再由烟草专卖局进行渠道销售，供-产-销三个环节分配由不同单位来负责管理。
也许褚时健生性就是一个手脚比脑子还快的人，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已经由外烟进入本土市场，“万宝路“、“555”都盛行一时，比本土烟卖得贵，但是卖得还好得多。为了考察外国的烟丝究竟有什么不同，褚时健还专程飞了一趟美国，考察了当地的烟草种植的情况，回来之中，建立烟草基地的想法在他心中越发的蠢蠢欲动。当他带着从美国取回的“经”，找到云南省管理烟叶种植的烟草公司领导，尝试提出建立烟草种植基地的想法时，立即遭到了拒绝。当然嘛，你自己捧着碗里的，还看着别人锅里的，这一筷子恐怕是只伸得下去，收不回来的。公司内部也不太支持自建烟草基地的想法，且不说自己要花钱种植，如果种植完之后烟叶还要交付烟草公司，那卷烟厂岂不是还要花钱去购买自己种的烟叶？听上去就有点荒唐可笑。内忧外患，这一次褚时健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褚时健身对于机会的嗅觉真的是异常灵敏。1985年的春天，玉溪市赵桅乡乡长找到褚时健，想向褚时健借款帮助农民发展水浇地种植烟草，钱不多，10万。这是烟厂和农村经常有的相处方式，因为在国家调拨的前提下，烟厂和农户有着买卖关系，偶尔借账并不出奇。但褚时健这一次听出了机会，他闪出大胆一念——烟厂同意无偿为烟农提供种植烟草的资金，但是要求烟农必须按照他的方法来种植烟草，并将烟叶交给玉溪卷烟厂。那乡长肯定愿意做这不亏本的买卖，随即就带着400多户农户签了合同，褚时健顺势谈下了五个乡镇的烟草种植户，一共2400多亩试验田。以在美国学习到的烟农种植手册为范本，褚时健请了通海科委和农科所的专家技术员制定了“十条规范”——这个在烟厂一直被称为“十条规范”的条例经过不断丰富，其实不止十条，总共有二十多条，从量地、整地、植株间距到肥料比例、生长期等等，每个环节事无巨细地做出规定。
土地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诚心回报诚心的事物。烟厂2418亩烟草试验田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褚时健的试验田平均亩产373公斤，高于云南全省的平均亩产量——242公斤；烟叶质量优良，中上等烟叶占比例80%，而以前这一比例仅为20%。这些等级的烟叶制成高档香烟后，利润将是以往中下等级烟叶的5倍。烟草种植的成功为褚时健增添了莫大的信心。有了这个坚实的后盾，他便能放手一搏。接下来他就要考虑如何冲破体制壁垒，让烟田这个“第一车间”的优质烟叶得以“合法”种植。
但是，这条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走，《烟草专卖法》严格规定了烟草必须由国家调拨到各个烟厂。褚时健的做法从规定上来说，是越俎代庖了。负责烟草种植和采购的烟草公司表达了不满，觉得褚时健的手伸得太长了。
一不做，二不休，褚时健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干脆兼并烟草公司和烟草专卖局。拒绝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一次褚时健选择了向上申请援助，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当时已经的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和分管烟草的副省长朱奎，可以说这两个人在褚时健带着玉溪卷烟厂狂飙突进的几年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褚时健的想法，都给予肯定，为了说服省领导，朱奎还为褚时健安排了一场汇报会。在会上，显然所有人都被褚时健说服了，但都迟迟不肯最后表态。这是在触碰铁一般的国家机构设置，如果有后果，谁来承担责任？最后，还是副省长朱奎发话了：
“不发文件，不以文件的形式，而是以会议决议形式确定‘三合一’的通过，且只在玉溪范围内实施。”
这是1986年，大事已定。
三年的自然醇化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就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第一车间”到了1987年、1988年，一下子爆发了巨大能量。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储存量令同行大吃一惊。1987年，玉溪卷烟厂凭借营业额、利润额、利税等硬指标，首次成为行业第一，久负盛名的上海卷烟厂在不知不觉中被玉溪卷烟厂甩到了后面，什么都拦不住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了。
【从烟王到橙王】
在吴晓波先生的《激荡三十年》的《1988年闯地雷阵》这一章节中，刚好说到褚时健。而在文章中的末尾放上了来自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的质疑，以直言无忌而出名的郎先生说：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能有褚时健的成就吗？企业做得好，功劳就是自己的，凭什么？国家不是给你待遇和荣誉了吗？看到这样的言论，其实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有一点想笑。当然一千个人看哈姆雷特会有一千个想法，一千个人去解读褚老先生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而我们同为企业当中的一员，或许更应该学习的是褚老先生身上这种强者特质和匠人精神，尤其是从巅峰坠落之后，晚年的他将这种精神彰显得越发淋漓尽致。
贪污入狱，这是铁证无法辩解罪状，但是经过褚时健的带领，玉溪卷烟厂从一个毫无生机的企业，变成了一个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企业，带动云南省不计其数的就业机会，向国家上交利税高达千亿，数字是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就连当时褚时健锒铛入狱的时候，曾经的工人还央求不要抓他，说他贪了多少钱，大伙儿一起补上去嘛！虽然最后判决书上的评价是：罪不抵功，功不掩过。但是这功与过之间，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杆秤的。
历史或许是一个轮回，几乎刚刚好是四十年前，褚时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当中，四十年后，自己又身陷囹圄，不仅如此，妻子也被株连入狱，女儿更是在狱中自杀，儿子在海外无法回国，可谓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心肌炎，2001年褚时健被允许外包就医，与老伴马静芬重聚在玉溪家中，显然已经是物是人非，冷冷清清。
在狱中的时候，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带了一些橙子来慰问他，他对橙子感到了兴趣，出狱之后，闲不下来的他，便和老伴东平西凑了1000万开始在新平的哀牢山区种植橙子，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褚橙”。75岁的褚时健，东山再出，这一次他选择了和大地打交道。
选山、选水，老天爷并不介意再给褚时健一次机会，规划好农场之后，组织人员也不再话下，几十年的风雨让老年的褚时健更加人情练达，真诚的性格和农户打起交道来也是顺风顺水，更加可喜的是，国外的孙女外孙女都还有自己的儿子都悉数回到自己身边，共同打理起橙子的业务。
尼采、柏拉图提出的超人理念当中，认为强者才会选择唯心主义。但褚时健不是唯心主义者，他强调尊重规律，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无论在哪，他都会成为一个接触的企业家。商业的数据更不会说谎，褚橙的生产总量是从2006年的1000吨已经攀升到2015年13000吨。在2014年的销售额为1亿多，纯利润为7071万元。
著名的二战将领巴顿将军曾经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而褚橙在市场上创下的销售佳绩仿佛是对自己的一个自证：“我褚时健能创造的价值，远远、远远比当初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一些钱财，多得多。”
当我合上这一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另一本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保尔·柯察金说，也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人生格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褚时健传奇的一生，可以说是这句话最有力的脚注。
好了，本期攀谈和大家一起通过这本《褚时健传》共同追寻了褚老九十年的人生踪迹，有惊喜也有惊讶，有感叹也有唏嘘，但希望情绪不要太快散去，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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