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对于我来说是空前的困难，但几经删除几经放弃，我深呼口气还是决定写下去。我唯恐自己的才疏把北京电视台的那帮人给写的寡贫，因为一不小心他们可能就是一群被时代摧折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的勇士，实则他们不算是；又恐怕我挑剔的措辞把他们写的无异于市井之夫，然而他们也不是。
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印第安人，年近五十岁却满脸不相称的天真。他请求我教他中文并承诺每个小时付给我25美金作为报答。这个印第安人最常爱说的话便是他用整辈子都在学习中文，因为他想去中国拍部电影，对于钱和女人他都不在乎。他坚持称自己为movie star因为他拍过两部名声显赫的电影。我一看，哗，不过是两部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而他在里面也就区区一两个镜头。这个印第安人很狡猾，每次在上完两个小时的课后他都以要交房租为由拒绝付钱给我，这个时候他的眼神充满市井气的机警和精明。但当说起电影时他双眼放光，问起我中国有没有电影院，我回答有无数家，他便激动的不能自已，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有天要去中国拍部电影！事实上，他一生之中从没有离开过弗拉格斯塔夫这个偏远的小镇。这个五十岁的老人由于信任着一些东西所以显得愚蠢甚至寥落，他市井气十足，说着不在乎钱但最在乎的也是钱，但你又不可以否定他身上存在着一丝丝伟大的意味。看到他，我就想起北京电视台的那帮人。他们性格矛盾密布，狂妄又脆弱，一个个并不友好，但热心起来又好似心中有着什么狂热的信念似的，在那短短的半个寒假里，与他们相处是件极其容易感到不自在的事情——呵，这群媒体圈儿的人。
北京电视台里的人，原谅我这么称呼他们，但我实在觉得北京电视台这几个字分量赫赫，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应该也不会感到不悦。北京电视台里的人最常见的问题便是失眠。师傅叫培根，他领导我们一群实习编导。在媒体圈儿里摸爬滚打十几年，他的脏话说的跟吃凉粉儿一样畅快，但仔细回想一下也不无道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我说之前有个姑娘跟我特像，满股子文青的躁气，就差头上写着新闻理想几个字，到这儿来一实习，哎呦喂立马给吓着了，觉得现实中的记者怎么跟想的不太一样呢？早上采访，下午编片直到深夜，日复一日，整个人被磨损得戳俩窟窿眼儿就能躺地上，哪里记得什么新闻理想。他劝我要作好思想准备，记者这个行业意味着太多。
就是这个叫做培根的师傅在微信朋友圈里是个活跃分子，有着不同于他年龄的活跃，我的所在地和北京有十五小时的时差，常常我在这里的清早会看到他朋友圈里更新分享，大多是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虽说是热点新闻但也鲜有人真正关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里，他分享的文章显得有点儿突兀又有点儿古板，让人们不由得猜测他的内心世界。他在思考些什么呢？想着自己混迹传媒圈十年有余何时可以功成名就，还是想着即便自己功成名就也一样安慰不了内心对某种东西的失望。可以确定的是他总是在北京的夜里大把大把的失眠。我知道我动用这样煽情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北京通州老爷们儿显得不够厚重，但反过来说，厚重就是唯一意义吗？
有次我分享了篇文章叫做≪去他妈的新闻理想≫，没想到他瞬时激动起来，掩饰不住的沮丧。他肯定对有些东西是失了望的。
还有一个来自东北的实习编导，眼神不大友善，说话硬邦邦，喜欢去后海的酒吧里听民谣，左小祖咒，何勇，张楚都能如数家珍。有次录节目录到深夜，天空中飘着雪花，烤白薯的小贩已经撤摊，我和她顺路一起从十号线的国贸站倒六号线。聊着聊着她就说起了自己，说她夜里躺在床上就开始失眠，白天发生的事情一遍一遍地在脑子回放，以为回放了这一遍下一遍怎么着也该入睡了，结果还是跟只猫一样在夜中警醒。说完她叹口气：要不是我自小便开始对电视新闻有情结……哎，这其实都是自己感动自己。过了那晚，我以为我们之间会变得熟稔起来，因为至少我们相互盘托过自己，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她还是不大喜欢同我讲话，看着我的时候眼睛依旧硬硬的。我想，他们已经习惯了像别人诉说自己的焦灼，那种焦灼称不上心事，更不是秘密，而是媒体圈儿里的家常话题，就像任何一个媒体人都可以拉住另外一个媒体人抱怨，妈的，要不是情怀那个狗屁玩意儿支撑着老子，老子早撂挑子不干了。
那晚录的节目是关于一场房产纠纷。二儿子满嘴唇的干皮，横竖一句话就是我只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房产。录制节目前，我和另外一个编导给他倒杯水，他赶忙站起身接过。我说您吃点盒饭吧。他边接过来边道谢，说谢谢你们北京电视台管我们家这摊子烂事。扒了几口白饭之后他抬起头来说，我那姐姐太矫情，坏事就坏在她头上，她眼见着要拆迁赶紧离婚来夺她那份房产。我不管别的, 我就要回我们一家三口应有的份额。说完他就开始沉默，偶尔瞟一下坐在远处的老父亲。老父亲，姐姐和大哥一致敌对他，认为他过于贪婪。我不禁想，血缘不是最深厚的情感吗？从小一起串胡同偷枣儿的亲兄妹竟要到众目睽睽下撕破脸皮，这种难看怎么能够让人安心。我又一想，或许血缘才是最脆弱的东西，远远不及北京三环里的几平方米房来得实在。
录制节目时我通过耳机听到师傅在后台破口大骂：哎呦嘿，这个傻逼，臭流氓，他爸给了他那么多房产他还欲求不满，这不是臭流氓是什么？我不禁觉得好笑。但让我觉得更好笑的是这个满嘴唇干皮的中年男人，我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递给他一杯水他都感谢，为何面对自己的父亲时却残酷贪婪得让人吸冷气？也许对陌生人展现的善意是最不需要挣扎的一种善意，人对善意还是有所渴求的，但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善意而进行善意。
还有一期节目。儿子和老母亲在录影棚打了起来，母亲边用头撞儿子的胸口边老泪俱下。坐在台下的儿媳妇莫名地笑了，看热闹一般，眼睛一眯对负责这期节目的编导说我什么都不管，打死一口子也好怎么着也好，按数把我的财产给我，一分都不能少。
你看看，人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师傅后来对我讲，你别看我后台跳脚骂得欢实，其实我最不愿意站在某种道德的立场去审判谁。就这么跟你说吧，隔壁老王可能在家里是个上房揭瓦的混蛋，但他极有可能在工厂里是个卓越的看门的，没准连多喝公家的一片茶叶都觉得无比沮丧。你说关在监狱里的人一定是蛇蝎心肠的坏人吗？走在大街上的自由人又有几个一定光明磊落吗？都不一定。媒体要做的不是去控诉也不是去审判，而是呈现，呈现人性的多种可能性。他说。人与人之间最容易谈互相理解，但人与人之间能够真正做到互相理解又是件太过英雄气短的事情。
我又不禁想，托尔斯泰那个可爱的老头儿牛逼在何处？他好像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这句话是柴静说的。
说起柴静，我曾经跟一位姑娘说我喜欢柴静，她让我看到了新闻到底应该什么样子。这位姑娘眼睛一挑说，那除了她的那些无名之辈呢？我一时答不上来。她家住廊坊，每天赶早晨五点的大巴来到国贸，有时任务紧的时候她就住在台里的沙发。她说话很脆，勤勤快快，却不招其他实习老编导的喜欢，私底下他们认为她过于热血，热血得有点不真切，有点喧宾夺主。没办法，那些老编导们都认为自己是主人，即便不是主人也该是核心。他们极其容易愤慨，又极其容易感到挫败。有时候像堂吉诃德。
由于我太过散漫，所以我也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主儿，打心眼儿里来说媒体对我是个理想，而对于他们是工作，既然是工作，就不是念诗，琢磨人性，美化灵魂那档子事儿，工作本身已经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
后来那个廊坊的姑娘再也没去过北京电视台，我也没有再去过。我不畏惧回头看到现实的万丈深渊，我怕我往前走一步，往前走一步看到的东西并没有如期地闪着光芒，那会让我绝望。
全世界的人都满地在找六个便士，只有一个人抬头看到了月亮。那个月亮是梦想吗？不，它是噩梦。真的吗？不，它也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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