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我的捣蛋鬼

        和别的孩子不同，我童年时是个十足的捣蛋鬼。捣蛋的水平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1969年春天，四岁的我受父亲的牵连随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下放就是十年，直到1979年父亲平反回城。

        记得刚到农村时，全家寄居在牛棚里。土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老鼠洞，和我一样瘦骨嶙峋的鼠们旁若无人地往来穿梭，寻找食物；生产队养的20多条牛一字排开，一边低头吃着槽里的干草，一边摇着尾巴；麻雀三五成群地在牛棚周围蹦跳。这情景吓得我哇哇大哭。

        那时候村里人教育孩子，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不好好念书，长大就去捋牛尾巴”。幼小的我弄不清其中的含义，就趁大人不注意时跑到一条正在吃草的老黄牛后面，拽着牛尾巴荡秋千，这让老黄牛十分恼怒，抬起一条后腿就将我蹬倒在地，磕掉了我两颗脆嫩的小门牙。后来我才明白，感情这捋牛尾巴就是要当一辈子农民。

        1971年国庆节，北京有个大人物坐飞机跑路被摔死在蒙古大草原。大队就在队场旁的树叉上架了个大喇叭，召集全大队的人开会。我在人群里像老鼠一样窜来窜去，玩腻歪了，就坐在草垛下一边玩蚂蚁，一边盯着大喇叭出神。散会后，队场上的人陆续回家，就剩下我和八岁的狗剩。我指着那个大喇叭问:“这里面咋能装得下那么多人？”狗剩回答不上来。我们一合计，决定打开那个大喇叭看个究竟。狗剩从对面机面房找出半截锯条，吃力地爬上树叉，我在下面为他望风。狗剩费了吃奶的力气将大喇叭上凸起的长疙瘩锯掉，结果空空如也，我和狗剩只好失望离去。人还没到家，大队书记就告到了我父母那里。我回到家后，被母亲揍了个皮实，我父亲又让我跪着面壁思过，直到我装鬼晕倒才算完事。

        上个世纪的农村很难看到一场电影，公社就一个放映机，一个放映员，二十多个大队转下来，差不多需要一个月。记得当时放映的是《地雷战》、《地道战》、《洪湖赤卫队》和《闪闪的红星》之类的革命影片，里面的台词我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

      农村除了革命样板戏和电影，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那时不像现在，一部片子翻来覆去，看得多了便有些腻歪。我就领着一帮阶级弟兄，戴着柳条头箍，腰扎麻绳，别一柄自制的木头手枪或匕首，模仿《地雷战》里的镜头，在全村几条土路上挖坑，灌上从茅厕里舀来的大粪，再在坑上排上干树枝，然后撒上一层沙土。做完这些，我们就猫在灌木丛中，看电影散场后的“敌人们”踩中“地雷”时的狼狈像。这种恶作剧很快便被大人们各个击破，立场不坚定的革命小同志很快叛变投敌，将我这个“总司令”咬了出来，我自然免不了被母亲一顿暴揍。

      其实这不能完全怪我，因为那时候实在没有可玩的游戏。我们除了满脑袋战争片，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打发无聊而又饥饿的童年时光。

        说实话，我头脑灵光，调皮捣蛋堪称一流，但成绩如同一泡臭狗屎，令我羞于启齿。公平点说，我的语文成绩那是赶鸭子上架——呱呱叫。数学就只能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记得一年级老师考我1+1＝？，我很自信地回答:等于11。老师继续考:10+1＝？我自然信心满满地回答:101。这答案除了招来全班同学嘲笑，屁股更是被母亲的擀面杖伺候得如同红面馒头。

      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大人们分成许多派系，文斗不行武斗不断，仿佛全大队的人都是地主反坏右，都必须打翻在地，然后再踩上千万只脚。受此影响，我们的同学中便也衍生出不同的派系，每天都要采取“革命”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带有游戏性质，实际上已经有了强烈的“革命”意识。女同学上厕所，我们男同学就会在十几米处往厕所抛砂礓或土块，骚扰对方无法进行“反革命活动”；放学路上，看见疑似的“敌人”，我们会迅速爬到树叉上，掏出花生米大小的小鸡鸡向敌人进行猛烈的射击；实在无聊，就拉出人马与对方进行撒尿比赛，失败方必须向胜利方“进贡”白面馒头两只。啥叫撒尿比赛？这是纯爷们玩的游戏，参赛选手并排而立，双脚张开，提臀、收腹、缩腰，然后拽出小鸡鸡，在裁判员的号令下，憋足一口气，然后排除尿液，看谁尿的远，看谁尿得高。为了公平，参赛选手必须高矮、胖瘦、年龄均相近，这倒也不难。但尿的远就是技术活了。比赛时选手双手擎住小鸡鸡，然后撅起肚皮，尽量往高尿，谁尿高谁就胜利。如果选手没有经验，水平很臭，又不懂撅肚子，很容易把尿射进自己的脸上或嘴里。在如此类比赛中，我总是凭借胆大技巧赢得胜利，尿到脸上或嘴巴里的选手那就多得海了去了。

      四十多年后小伙伴们聚会，回首往事，总是感慨万千。童年时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都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我要求两位老师为我这个捣蛋鬼平反，两位老师回答得不约而同:有了捣蛋的童年，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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