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评论》第三章名为“《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主要论述了《红楼梦》最大的美学价值——悲剧美，王国维说“《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中国历来就没有悲剧传统，观众们喜欢的永远都是鸳鸯蝴蝶的故事和大团圆结局，像“《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凡是不那么圆满的结局后人会给它再补个团圆的结局，所以《水浒传》后有《荡寇志》，《桃花扇》后有《南桃花扇》，《红楼梦》后有《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甚至有《儿女英雄传》来续“金玉缘”，这些正是“吾国人乐天之精神”的体现。
某些宗教学家说中国人素来是乐观的、现实主义的：
中国人缺乏悲剧传统，相应地也就缺乏悲剧精神，他们耽于世俗的享乐，缺乏神圣的殉道精神，所以才没有产生出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
——苏缨 解读
俞平伯很刻薄地讲过：中国传统的小说都是俳优文学，所以只知道讨看客的喜欢。
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素来乐观，反而是因为中国人民苦难太重、闲适太少，善恶到头终有报是人们最热切的期盼，但现实是看到最多的却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所以才需要文学艺术为善良而软弱的人们频频造梦，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宗教的角色。
但文艺作品若当真迎合了这种心理，往往只能使自己肤浅，因为它对最需要面对的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苏缨 解读
不仅是封建社会，今天社会也依然如此，随着科技发展文明进步，我们并没有从生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却反而更加惶恐、更加焦虑，正如著名的“红皇后假说”——在这个世界，你只有不停奔跑，才能停在原地。
社畜下班回家打开一本小说，他不指望看到什么艺术与美，而只想“爽”一下、“躺平”一会，像吸食精神鸦片，让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麻醉。
这样的世界不会有“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人们更不会把残存不多的情感投诸于一部难解的悲剧。
《红楼梦》是小说中的另类，它不眩惑、不谄媚，不讨好任何人，浓重的悲剧色彩使其成为文学史上一朵最诡谲的奇葩。
这里需要补充下小说在古代社会的地位，小说在古代文坛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无论一部小说在今天看来有多高的艺术成就，但只要是小说，在古人眼中就是不入流的。
所以很多小说都没有署名，《红楼梦》作者直到今天都在考据之中，虽然官方盖章认定的作者是曹雪芹，但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可（包括我自己）。
所以《红楼梦》在创作之初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作者没有把小说当做小道，而是当做毕生事业来完成，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确实要有这番痴劲。
——苏缨 解读
因为有这样的创作姿态，所以它绝不会落入“眩惑”之中，而是优美、壮美兼而有之，但又因为它的悲剧性，壮美成为了主旋律。
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高尚）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
——王国维原文
王国维引亚里士多德《诗论》里的观点，悲剧能感发人的情绪并使之高尚，尤其是通过恐惧与悲悯的感发，人的精神得以净化和升华。
普通人看书时往往会落入对书中人物的评判中——贾母太可恶了竟然一点也不心疼林妹妹，王熙凤太坏了想出“掉包计”来，林妹妹太可怜了等等。这种评判不是审美的范畴，而是在行使警察或法官的职责，但我们乐于在这样的评判中满足自己作“上帝”的快感。
而王国维却处于更高的审美层面，他没有去苛责任何事、任何人，而是站在生而为人的原罪之上，有种超现实的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
《纳兰容若词传》中说，世上最悲伤的字莫过一个“若”。
人生若只如初见。若没有遗憾，一生不必说“若”，便也没这么多悲欢离合之苦，但在《红楼梦》里，连个“若”字都没了着落。
若是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场悲剧？若改变哪段命运，一切都可重新来过？若能时光倒流，贾宝玉就能挽回林黛玉吗？
这是一部怎样的悲剧，陷落在悲剧之中的角色们甚至连对公正的吁求都无法开口……对于一部悲剧而言对公正的诉求是最不可取的庸俗化的手段。
……
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的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
——苏缨 解读
这就是王国维从《红楼梦》中的领悟，人生的一切苦痛与罪责皆是欲念所致，我们最大的罪恶便是降临到这个世上，而这一切却无从选择。
当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后，便会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值得抱怨和指摘，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囚牢里。悲剧和人生中所有的苦痛一样，都能教会我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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