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三个色新天地幼儿园”的传闻,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幼儿园阿姨。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从姥姥家回到了在一个兵工厂上班的父母身边,被父母送进了厂办幼儿园,不,不,不,我记得叫托儿所。
当时妹妹已上中班了,小弟弟还在幼儿班,妈妈每天上午要去给弟弟喂一次奶,我被送进大班。
除了星期天,每天早上我和妹妹一起去,妈妈去送弟弟。下午我和妹妹一起回,妈妈接弟弟回。
由于我刚从乡下回来,带着浓重的口音,而小朋友仍都从小说普通话,所以我很不习惯,不想和小朋友们交往。头两天,还因为阿姨听不懂我说话,延误了我去厕所的时间,还拉、尿在裤子上,弄得周围的小朋友都离我远远的,晚上回家,妈妈知道就哭了,我觉得很丢人,就更加沉默寡言了。
阿姨很是自责,增加了念儿歌,教唱歌的时间,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还让我想去厕所的时候不用打招呼,自己去就行。
在阿姨的关怀和帮助下,我的普通话进步很快,也很快和小朋友们打成了一片。
那时正在文革期间,每天小朋友们来齐后,都会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围成一圈儿,看阿姨们唱红歌、跳忠字舞,感觉阿姨们唱得很整齐、很嘹亮,跳得很帶劲,我们会不自觉地跟着模仿。
阿姨们活动完了,会把我们帶进各自的班里,分发水果,大多是苹果,每人一个,捧在手里,排着队,站在毛主席像前,在阿姨的带领下,齐齐地喊着:
“感谢毛主席!”
“感谢共产党!”
然后就可以回自己的座位上吃了!
那些座位很奇特,围着墙布置,中间很空地,也是小孩子们玩耍的场地。
那座位象椅子,但沒有扶手,倒象是帶靠背的长条凳,高度刚适合孩子坐。那靠背能扶起来,和后边的平台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午休的床,那平台上就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
平时我们被要求“手背后、脚并齐”地坐在那里,听阿姨讲故事,或跟着她唱歌、念儿歌。过半个多小时,会被允许在中间的空地上玩,或跟着阿姨学忠字舞。
当然,也有不听话的小朋友会背罚站,但很少打骂,毕竟都是工厂的子弟,家长们不好惹。
小朋友们最怕的是关小黑屋,但我在的时候没见过谁被关进去过。
我也被罚站过一次。
那是冬天,邻班的阿姨来找我们阿姨聊天。
本来好好坐着的孩子们开始乱了,或稍稍说话,或互相推搡。
有个小女孩儿稍稍地爬到铺上拿下了自己的口罩,解下了带子,和邻座的孩子玩起了解勾勾。
渐渐地玩口罩带的孩子多了起来,我也想玩,可我刚爬上铺上,拿到口罩,就被阿姨从后面扯了下来,掉了个屁股墩。
当我懵懂地站起来,只听她喊道:
“你太不听话了,给我站在中间!”
我不肯,她就揪住我的耳朵使劲把我往房屋中间拉。
我突然觉得很委曲,为什么别人玩没事儿,我就不行?!
我突然觉得很屈辱,别人玩了她不管,我还没玩呢,要是我真让你拉到房间中间示众,我多亏呀!
我猛地挣脱出来,抱着她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站在那里大声地哭了起来……
中午妈妈就把我接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我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帶着妹妹按时去了托儿所。
后来,妹妹和弟弟相继升到了大班,也都由那位阿姨带着。
妹妹是个听话的女孩儿,沒什么说的。
弟弟却玩皮的多,经常被罚站、叫爸妈或罚打扫卫生。
记得有一次下午下学回家,听妈妈在骂弟弟,说他今天因为和小朋友打架被关进了小黑屋,但我看到小家伙在笑,就问他,不害怕呀?
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开始挺怕,后来发现,那小黑屋里放着水果和饼干,可吃好了……
我开始后悔,怎么就沒想到呢……
高中毕业前,我还经常在工厂家属区和商业区遇见那位阿姨。
她越来越老,但还是记得我,只是老把我和妹妹、弟弟的名字记混,我也懒得纠正,不过每次都聊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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