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代中国社会人情冷漠,朋友圈肯定不同意。
临近过年,一张环卫工老夫妻举着“年轻人,少放点鞭炮!让我老伴早回家过年!”心形牌的照片开始在朋友圈接力传播。环卫工(工作辛苦、收入较低),老年人(劳动能力、生活能力下降、需要关爱)、过年(团圆时刻),这几个符号的并列,再加上那个心形的牌子,堪称完美的同情心召唤魔法,也就难怪能在朋友圈获得如此好的病毒传播效果。
我已经过了放鞭炮的年龄,当然不再会像小时候那样把压岁钱都拿去买各种烟花炮竹,我也很怀疑我的朋友圈里那些同龄人,他们以及他们的朋友,以及年龄更小的、更喜欢在年夜饭时捧着手机和平板的孩子们,还有多少人仍然推崇“过年必须放炮”的民俗。因此,环卫工老夫妻的照片出现在80后、90后为主流人群的朋友圈,是否能够起到真的让放炮量减少的效果,很可疑。
作为个人,我双手支持少放炮乃至不放炮,年味儿不是硝烟味儿,我觉得无需因为年味儿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而造成环保压力和安全隐患。我也必须惭愧地承认,放弃放鞭炮仅仅是我个人不再喜欢放,不是因为想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这样被道德光环加持的耀眼理由。
解构、反讽是网络文化的本能。很快,一张售卖鞭炮的老人的照片也出现在了朋友圈,图片旁白是“都不买鞭炮我咋办,我也是老头”。这张照片与环卫工老夫妻照片的冲突形成了反诘与戏谑的戏剧效果,阐释了“无论如何选择都会带来伤害”的现实悖论所带来的强大张力。我们或许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哪怕是完全出于善意的举动,有时也会带来意料之外的负效益。
这就让我们的行动陷入了动机与效果纠结而成的泥淖。就像收购鱼龟蛇放生一样,我们不忍质疑他们的虔诚善念,但由此可能带来的物种入侵等生态风险,或许是他们罔顾的、也是不愿去想的——我是在行善,怎么可以说我的行为有害?你要质疑我,便是质疑我的善心。这样的争论并不鲜见,可见“动机不一定等于效果”的老实话多少冒犯了有些行善者一厢情愿的浪漫理想主义,也反证了“动机不一定等于效果”还是一个有待普及的常识。行善的人满足的究竟是自己内心的行善需求、舆论的大气候还是社会的真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分辨,这又增加了我们在动机与效果的重重迷宫之内寻找行为路径的难度。
在很多时间里,人都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促成的缘由。意义,是人所迷恋的一个词,也是人希望为自己的行为所贴上的标签。做一件事的意义可以来源于内心感受,也可以来源于环境中的道德、从众压力。很显然,前者更接近人的自主选择,而后者,则多少带有一些牺牲意味,当然也就因为其中无私与利他的元素显得更加崇高。在保证安全燃放的前提下,过年放不放鞭炮是纯粹的个人选择,它可以是环境问题,但不是道德问题,它并没有破坏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也没有对他人的私权造成侵害。用道德“意义”来约束过年放鞭炮的行为,对于个体的行为边界无疑是越界的冒犯。每一种职业的存在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特定需求,都是社会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齿轮,我们彼此尊重,认同对方的职业价值,把某种职业视为“弱势”其实本身就是在同情心包装下的一种等级优越感与歧视的陈旧逻辑,这不是真正推崇善意的社会伦理。
寓言故事里,那对赶驴回家的爷孙无论怎么骑驴都无法让路人满意,而路人反对他们的理由,都源于路人自己的道德观念。路人的观念本身并没有错,老人要照顾小孩,小孩要孝敬老人,人要优待动物,人要使用动物……条条有理。而那对迷茫的爷孙,其实只需坚持他们内心的道德原则就好。过年放炮也是如此,基于任何理由所做出的放炮或不放炮的决定,都只是无关道德大义的简单个人选择。也正是由于选择的五花八门,社会才能保持动态的均衡,无论是怎样的选择,都是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分子,都会贡献其意义与价值。至于朋友圈里的路人甲乙丙丁,一笑置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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