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隋炀帝从上位伊始就大权在握，他的宏伟蓝图伴着他的意气风发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看起来顺风顺水，畅通无阻。但他似乎忽略了帝国的实际和民情，忽略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他的个人意气，正把隋王朝推向未知的深渊；他没有磨砺过的锋芒，正横扫着帝国的根基。
东都洛阳的浩大工程还没完工，隋炀帝就急不可耐地下令开始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工程——开挖大运河。
中国的地形决定了河流都是东西走向，而开发一条贯穿南北的运输水道对国家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大运河的开凿在隋文帝时就已设计部署，并进行了部分的开挖，不过这个工程实在过于浩大，需耗费太多人力，就算举隋王朝全国之力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完成。所以隋文帝并没有不惜民力，强行动工，他觉得应该化整为零，循序渐进。
但在隋炀帝眼里，这似乎算不了什么，他只想看到大运河早日开通，而其他的，似乎不是他这个帝王所考虑的。
此时南方已经大面积开发，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而隋都长安地偏西北，土地相对贫瘠，无法供养庞大的朝廷和都城人口，所需粮帛财物均由南方运来。山高路远，运输费时费力且耗资巨大，开辟一条便捷的水路对帝国的长远发展尤为重要；从另一方面来说，南方的陈朝刚刚平定，反叛时有发生，有贯通南北的水陆运输有利于对南方的控制；况且此时隋炀帝已经着手准备征服高丽的战争，有大批物质急需运往北方前线。所以在隋炀帝眼里，大运河的开凿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
但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实在是太大了，它需要联通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南至余杭，全长2700多公里。
如此巨大的工程所动用的人力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尽管如此，这项工程从公元605年开凿，到公元610就完工了，仅用时6年。不得不惊叹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但其中动用人力之急迫，民众之苦难可见一斑。
史载开挖大运河每年动用数百万劳力，日夜不停。天寒酷暑、劳累伤病，至民工死亡过半。隋炀帝的宏图大业，成了天下的噩梦。运河开通，民力耗尽，天下疲弊 ，怨声沸腾。隋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动摇。
但隋炀帝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在为他建立的丰功伟业而志得意满，沾沾自喜。当他乘着高大华丽的龙舟沿着这条世人用血泪生命流淌成的运河巡游时，他曾经高大威严的帝王形象早已全面崩塌，一首民谣正在运河两岸疯传——“隋炀皇帝下扬州，三千美女拉龙舟。一心想把琼花看，万里江山一旦丢。”
他开挖大运河的初衷也变成了民间传诵的是因为喜爱江南的美景和美女，以一己之欲祸害百姓，疲弊天下，他成了昏君和暴君。这个形象一直被后世铭记，替代真实的历史成为他永久的形象。因为急功近利、滥用民力 ，他的宏图伟业淹没在民众的苦难和怨恨中，像大运河一样一去不返。
而汉武帝，虽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敌匈奴的挑衅和威胁，但他再一次选择了隐忍，他还要等待时机。
在他儒学改革后，思想统一，国力日强。他先着手解决王朝内部的隐患，借着儒家礼义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影响，用“推恩令”化解和拆封了强大的诸侯国。即诸侯王去世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分割部分土地给其他子弟建立侯国。于是，数年之后，诸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公元112年，汉武帝又找了个理由，削夺了100多个列侯的爵位。诸侯王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隐患终于被彻底消除，他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外部的强敌——匈奴。
此时 汉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达到巅峰。很快，针对匈奴的“马邑之谋”横空出世，虽然因突出变故而徒劳无功，但汉武帝和大汉王朝已不再隐忍，从此开始了与匈奴人长达30多年旷日持久的战争。
由于前期准备充分，人心统一，大汉王朝逐渐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公元前127年，大汉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公元前121年，收复了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为开发西域打通了道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远程袭击匈奴，一举击溃了单于主力，从此匈奴远遁漠北，对大汉王朝再无实质性威胁。
汉武帝在艰难的隐忍之后终于打败了他最强劲的敌人，一举洗刷了先辈蒙受的屈辱，让大汉民族建立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勇气和信心。
汉武帝高瞻远瞩，卧薪尝胆，懂得隐忍，先内后外；他周密部署，把握时机，拆封诸侯，打败匈奴。同时 他经营西南、平定闽越、设郡朝鲜、经略西域，使大汉的版图空前辽阔；大汉的威名，远播四方！
但大汉王朝也在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同时在征服四夷、经营四方的活动中耗资巨大。王朝财富耗尽，国疲民弊，大汉盛极之后的新一轮危机即将爆发。
汉武帝和隋炀帝，前者营建东都、开凿运河，都是高瞻远瞩、利在千秋之举，势在必行。但他太心急了，不顾民意、滥用民力，功业虽成，却为大隋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后者韬光养晦、隐忍多年、积蓄力量，给予对手致命一击，打败了几乎不可能打败的敌人，使王朝立信，民族扬威。
两个人都凭自己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建立了超越前人大功业，但在经略天下之间——张和弛，急和缓，纵和忍，两个人的境界高下立判。也许，汉武帝要得益于窦太后对他的磨砺，影响了他后来的性格和选择。而隋炀帝却在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中脱离了实际，忽略了民意，失去了对形势的正确判断。所以他眼中的功业，变成了对天下百姓的伤害。“不仁而有功”、“弊在当代，利在千秋”正是对他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的最准确的评价。
大隋王朝即将走到崩溃的边缘，而大汉王朝也因对匈战争、开拓四方而深陷危机。如何处理王朝已经到来的危机，决定着各自王朝未来的命运，也决定着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形象和地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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