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找到梭伦,希望他担任首席执政官,调解已经白热化的贫富冲突。
当时两极分化严重,
许多穷人不仅自身贫穷,还欠给富人许多债。还不起债的人,有一些根据契约成为了“债务奴隶”,有一些则被迫逃亡异地,有些极端愤怒的穷人由企图剥夺并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
而富人则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任何利益,有些甚至骄奢傲慢,贪婪无厌。
激烈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内战,则会颠覆整个城邦。
一天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
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只见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
原本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屏息,视线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于人们面前。
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减负”法令:因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押的土地全部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则由城邦拨款赎回。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顷刻间,掌声雷动,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们更是起劲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改革中,梭伦虽然帮助了穷人,但并未赋予其以道德上的优越性(越穷越光荣),他不讨好穷人富人中的任何一方。
梭伦恪守中道,是因为他对人性有一种透彻的认识。
他深知富人们固然经常为富不仁,但当穷人占有了财富之后也可能同样如此。过度积聚的财富会像权力一样腐蚀任何人。
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厌足就要滋生不逊。所以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改革后,财主们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由于“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梭伦得到了广大平民们的爱戴。
梭伦不仅使雅典走出了困境,还奠定了此后雅典近两百年繁荣兴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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