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我也许会忍受黑暗——艾米莉·狄金森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
我真的很不想写关于卡夫卡的东西。先生写的东西虽然痛，却让人醒觉；而卡夫卡的东西一样让我们感到剧痛。可惜，我们只能张张嘴而后再无奈的闭上，没有选择，只能沉默...记得大刘（《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在文中提到过这样一段：
说云天明（三体中的一个人物）想起了卡夫卡的一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与父亲发生了口角，父亲随口骂道“你去死吧”，儿子立刻应声说“好，我去死”，就像说“好，我去倒垃圾”或“好，我去关门”一样轻快，然后儿子跑出家门，穿过马路，跑上一座大桥，跳下去死了。
卡夫卡后来回忆说，他写到那里时有一种“射精般的快感”。其实这本小说就是卡夫卡的《判决》，至于大刘所说的“射精般的快感”从哪里考证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却分外的相信这件事情。这位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作者以及那些帮助他成就不朽的小说。每一本都像是关于这人类世界污秽和苦厄的判词。
还是老样子，在看一本书时我总是很喜欢先看看时代背景，再聊聊作者生平。《变形记》一书成书于1915年。由这个三十二岁的奥地利人在人类第一次空前的血肉绞杀的缝隙中铸成。而卡夫卡本人，也正如前文小说中的主角颇为相似。卡夫卡生活在一个父权意识浓重的家庭中，卡夫卡把这种父亲情结折射在很多文本中。《判决》作品中的父子冲突是卡夫卡生活的影子，带有自传性色彩。父亲的权威与压制、儿子的恐惧与怯懦造成了这种扭曲、疯狂却令人瞠目结舌的仇父情节。
可笑的是这种仇父情节，赐给了这个犹太人。让他远远地离开人间，用一种敏感到令人心悸的视角却戏谑着整个世界。然后再让我们聊回《变形记》本身，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即没有开始，又没能结束，更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卡夫卡就像上帝一样，捏着放大镜洞察着属于人类作为生命主体在社会中的虚无和异化。我写过先生的呐喊，也写过菲尔杰拉德的幻灭。时至今日，我总算写到了卡夫卡。希望这一篇能让文字重生的苦难告一段落。
文章的一开始，就以一种光怪陆离的超展开冲进了读者的脑中。本文的主人公格里高利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大概和一个成人大小相似的甲虫。而令我感到有趣的是，无论是几年之前还是如今重读的这遍。我的脑海里都会把格里高利自动脑补成一只巨大的蟑螂，而绝非甲虫。甚至我明确的看到他的口器和触手...而在本篇成文的时候，无意之间我却撞到了一个有关于这个画面却的有力论证。
因为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各种版本的中译本中都将格里高利的形态都译做了“甲虫”。而根据某大神的考据，原文中用的是德文Ungeziefer一词，意为害虫、臭虫、蟑螂、肮脏的动物。英译本对应的是vermin意为害兽(尤指体小的)、害虫、害鸟、体外寄生虫(虱子等)；可引申为令人讨厌的家伙、歹徒、坏蛋、害人虫等等。这是我在阅读西方译文时少有的那种神妙体验。透过译文直射到作者想创造的那个荒诞的场景，这篇小说无愧于成就不朽。
但重病中的格里高尔却迷迷糊糊的没能意识到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荒诞的变化，他撑起疲惫的身体去迎接催他上班的经理助理。然而当他打开门的那一霎那，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坠入了极度恐怖的冰窖。而格里高利这个可怜虫还在盘算着搪塞老板的借口。还想着赶紧穿上他的风衣、挎上背包。而经理助理在面对这个怪物时已然吓得魂飞魄散。大喊大叫的从家里逃了出去...格里高尔彷徨惊慌。而此时并未得到帮助的他被激怒的父亲大怒赶回自己的卧室，甚至在通过门口的时候划伤了身体。在他跌进房间的哪一刻，那道属于人类社会的大门自此封闭。
日子一天天过去，变成臭虫的格里高尔，也开始慢慢地接受自己帮成可憎害虫的事实，然而微妙的是一只虫子的躯壳里装着人类的思维。虽已失业的他，仍旧关心父亲的债务问题，怎么样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关心家里的各种琐事。然而随着生活负担的加重，格里高尔不提供产出只能消耗财务的行为让全家人视其为“怪物”和累赘。数日之后随着格里高利的出现吓走了租住的房客，整本书的冲突和矛盾达到了巅峰。
这时的格里高尔的虫性完全战胜人性，不再注意房间里食物的凌乱不堪。喜欢趴在堆满杂物的房间一动不动。而当格里高尔吓跑了房客后，连最亲近他的妹妹也终于忍不住，要把他赶走。而在他死后，一家人如释重负，纷纷请假出去郊游散心。似乎他死的如此自然，如此恰到好处。完全无需家人们为他心痛...
格里高尔的遭遇究竟预示着什么?是妹妹葛蕾特的一场恶梦,还是想说明人类无法抗争的现实？我其实无权判断。我却在读到妹妹葛蕾特在火车上惊醒的那一刹那冷汗直流。这到底是噩梦的终焉还是新的噩梦的开始呢？卡夫卡那异于常人神经质的孱弱、更经不起外界的折腾的狂想到这里是否真的走到了终结？
文章的导言我借用了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词，然而我对小说故事的叙述也止步于此。后边可能是我自己对大师的一种妄论户过度解读，这在里也不负责任的和大家聊聊。我读这《变形记》的时候总是不由得想起我已经去世的姑姑，她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性格暴躁、行动不便、需要家人的照顾。
我们在谈及卡夫卡的时候总要用荒诞或是异化来评价，在一个大活人变成了臭虫荒诞的中，我却看到了人们生活中的家人对待这个事件的反应，却真实的令人无地自容。当一个人失去了劳动能力，他的家人最初一定会很关切、很同情。但当病人逐渐丧失各种能力，当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时，家人的厌烦和埋怨就自然会产生。而当病人成为家人开始新生活最大的障碍时，家人甚至会为他的消失而高兴。说真的，这其实并不荒诞，也不异化。他只是真实的鲜血淋淋、不忍直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愿意承担一点点和自己无关的责任。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踢开了身边的爱人、抛弃了结发的妻子。而我们也未必多么高尚，我们为了逃避责任选择单身。
而最近火爆的“王境泽表情包”和那个多年前就三观歪到海里的《变形记》又频频的敲击着我的心灵。其实，读者们你们知道卡夫卡的这本《变形记》最荒诞的点在那里么？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家人们在确定格里高利变成了臭虫之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帮助儿子变回人形的行动。“他们既不为格里高利为什么变形而担心，也绝不想办法让他变回人型”
私以为《变形记》这个栏目最令人厌恶的其实不是“穷人真善美，富人懒丑恶”这样大家见怪不怪的样板戏。而是“他们既不为格里高利为什么变形而担心，也绝不想办法让他变回人型”，只在意这种对比的喜剧效果。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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