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一南《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有感
拿破仑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
19世纪以前的中国疆域辽阔、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国力强盛，那时的疆域从中亚高原到东海之滨，从蒙古沙漠到南方诸岛，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但当乾隆皇帝于1795年逊位之际，清王朝也走过了它的辉煌与巅峰，亡国的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剖析清王朝的亡国之因，可有以下结论：
1.行政无能。康熙曾在1711年间给一位巡抚下达过这样一段旨意:“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当时的官场潜规则便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名官位很高的大臣透露，要升官多磕头来少说话。这种私下默许的规则不仅束缚了官员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使息事宁人、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现象成了官场常态。承继自明的文官朝廷失去了合理的阶层流动，所导致的结果自然是行政能力江河日下，难以挽回。
2.腐败严重。清王朝的腐败在乾隆执政的后二十年达到顶峰，且长久不呈衰相。当时民间流行这样的说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乾隆年间最大的“老虎”就是御前侍卫和珅，此人在位期间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利用职务之便不择手段侵吞国家财产，累积赃款达到8亿两，比当时国家20年总收入的一半还多。和珅只是当时官场腐败现象的一个典型，并不是腐败问题的根源。当时清王朝的“塌方式”腐败问题在和珅平步青云之前就已经开始滋生蔓延了。和珅的卑劣行径使腐败问题更加加剧，让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变相敛财、以权谋私、徇私舞弊、权钱交易、迎来送往成了官场“新风”。使国家财政遭受了严重损失，百姓民生日益惨淡。
3.人口增长。清代人口的增长速率远远高于耕地面积的增长速率，1600年中国的人口约在1亿到1.5亿之间，到了1800年人口急剧上升到3亿。可实际耕地面积却没有相应的增长，这使得当时百姓的年收入与生活质量水平逐年下降。腐败问题丛生，各级官吏为了“上位”不得不鱼肉百姓来“孝敬”京官。地方官员更是想尽办法压榨百姓，征收的地丁税远高于政府规定税收的几倍、十几倍，而超过正常税收的这部分银粮便被地方官员据为己有。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入不敷出、食不果腹，越来越多的穷人、失业者背井离乡，逐渐沦为盗匪或加入起义队伍。
4.军队堕落。清王朝建立初期，军队骨干多为旗人。他们可以获得高于汉族兵丁3倍的饷银，因为他们是征服者，所以他们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他们不被允许从事经商和劳作，全部雇用汉人耕种田地，只需从佃户那里收租。特权的思想、腐化的生活，使他们养成了懒惰、骄奢和放纵的习性，尚武的气质也逐渐淡化。他们不再勤于练兵习武，不再充满血性斗志，更多的自满自足、贪图安逸，干一些赌博、斗鸡、放高利贷等勾当。
5.鸦片泛滥。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在干什么？清王朝的衰败，正好应验了这句话。鸦片产业的迅速扩张与清王朝官民对其需求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初期，烟民主要集中于一些官吏贵族阶层，但到中期这种陋习逐渐蔓延至社会各阶层中，包括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兵丁、妇女、仆役，甚至穷人农民，乃至僧尼道士。一个全民皆吸食鸦片的国家，民不思进取，官苟且偷生。何谈希望？何谈前途？
当历史走过了清王朝，中国的近代仍是一部苦难深重的灾难史、屈辱史。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国土沦陷、民生凋敝。泱泱中国之受人欺辱，任人宰割，问题出在哪里？
是器不如人？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寻找国家出路的一次探索，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开端。洋务运动表面上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奋斗场面，实质却局限于学习舰船、火器、通讯和轻工业等现代化皮毛。“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更是束缚了人们的行动，李鸿章更下令只准学习军事、工业技术，不准涉及思想、政治、文化。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一手建立的北洋水师，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而日本联合舰队一艘未沉。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坐不住了，他们主张效法日本，建立君主立宪，把洋务运动失败归结于曾、左、李等只学器物，不学制度。
那么是制度不如人？梁启超讲，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体制机制出问题自然要改制，维新变法就是改制。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学习西方，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鼓励开办新式学堂，传播学习新思想，大力发展农工商等政治改良手段。但由于维新派缺乏政治和实际经验，指导思想上又脱离中国实际，加之新旧力量对比悬殊，更多触及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遭到抵制与反对，变法最终走向失败。这让更多的仁人志士对清政府丧失了信心与耐性。他们转而投身革命，把革命看作国家救亡图存的唯一希望。由孙中山所提倡，以被保守阶层视为“非法”的武力来推翻清王朝，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和支持。
大抵是文化不如人。辛亥革命胜利，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统一。相反政治动荡、道德沦丧、军阀割据、复辟丑闻不断、帝国势力加剧等问题更加突出。显然共和体制带来的政治面貌，不足以唤醒民族意识、激发国民斗志、革新国家面貌。一些受西方文化教育和影响的新知识分子，开始猛烈抨击传统文化是中国一切罪恶的源泉，儒家思想首当其冲成为了噩之渊薮。他们摒弃传统思想文化，主张打倒孔家店。一心认为只要解放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俗、旧价值，就能开辟出一条救亡图存的新路。新文化运动自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从更深远的历史观而言，他们的思想局限、险隘、偏激，至多充当了摸索者与探路人。真正阻碍当时中国进步的并非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当年打到的“孔家店”，今天成了遍及全球的“孔子学院”。如果闭关锁国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就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根源。国民思想麻木、民族精神沉沦、国家意识淡化，这样的国家何谈挺立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曾说:“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 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帝制，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大解放。1919年的“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愤然觉醒，彻底地反帝反封建。1937年“七七”事变，无分南北、无分老幼，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的抗争，终于真正的站起来了。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民主的现代国家之必要性。
让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1921年，当13名热血青年齐聚在上海渔阳里石库门房子时，谁又会想到几十年后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正是从这个房子走出来的。13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的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自己脱党的，有叛党被除名的，有流血牺牲的，其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坚持走到了最后。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救亡图存的使命，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0多年间，“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87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党。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代代革命者的牺牲与付出，不能忘记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更不能忘记我们这代人身上的责任和肩上的担子。
当今西方大国大肆丑化、诬蔑、攻击我们国家、政党和军队，我们要用事实去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永远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的政党永远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军队永远是为人民服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1840年至1949年，这100多年间我们历经坎坷，多少仁人志士用生命和鲜血挽救了民族危亡，建立起新的中国。1949年至2050年，这段新的100年，我们正在路上。虽然出过问题，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初心，没有停下自己的前进脚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世界都认为中国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勇气与担当，勤劳与智慧，走出了令全世界趋之若鹜的“中国道路”。用中国速度、中国震撼、中国超越向世人证明，今天的中国依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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