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这不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最沉重的。
不知何时，文学似乎慢慢远离了现实，逐渐成了诗人、小说家等人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在八十年代，作家和教师往往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现在“灵魂工程师”纷纷走下神坛，或高唱盛世欢歌，或随波逐流，或风花雪夜，很少再有人去思考，去批判，去揭露人性或者社会的黑暗了，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骂为给帝国主义递刀子，被骂作汉奸。清华大学在给新生送的书里有一本《老人与海》会被骂为“崇洋媚外”，张文宏医生让大家疫情期间少喝粥多吃鸡蛋和牛奶也被骂为“崇洋媚外”，在网络暴力下，还能有多少作家敢于直面现实而发声呢？还不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呢！
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但总感觉少了些八十年代的那种生猛。莫言先生的这本书如果现在出版的话，估计也会被骂作给帝国主义递刀子吧！
这本书取材于一个真实的事件，感谢党和政府没有把这个事件屏蔽，我在百度百科上找了一下，还存在。如下：
【蒜薹事件】1987年5月苍山县，蒜薹滞销，蒜农强烈不满。5月27日县城卞庄大集，挤满卖蒜薹的各种车辆，收购点已停止收购。三合乡一蒜农将1车蒜薹拉进县政府院内，到处抛撤，引起群众围观，多达千人。极少数不法分子从中煽动群众冲进办公楼，打砸县政府，与此同时，神山镇的青竹、和庄一带过路汽车10多辆被砸，有的司机、干部被打。事件发生后，轰动全国，后被官方称作“蒜薹事件”，载入《苍山县志》。
莫言说，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虽曰天堂，实则地狱。政府硬性摊派，苛捐杂税，官僚粗暴，毫无人性。“蒜薹”价格的不断提高，使天堂县领导者看到了其中的利益，于是天堂县决定大面积种植蒜薹。然而决策者却忽略了后期一系列问题。当因蒜薹滞销，百姓心急如焚的时候，领导不但没有及时出面解决问题，反而自己躲了起来，拔掉电话线，不露面。同时暗中抓紧对百姓盘剥，增收更种名目的税费。当百姓砸碎玻璃、割破沙发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们仍旧不出来解决问题，反而增高院墙。天堂县的县长仿佛是一地的土皇帝，掌握一方的霸权。中国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话，可是就因是县长的车出了命案，就可以赔几千元钱就解决问题，这就更加深了百姓的怨恨。
作品中，“高羊”，“羔羊”也，面对权势，胆小怕事，逆来顺受。还有循私枉法的乡助理、害民扰民的税务工商等各色人等以及让人痛恨的披着共产党外衣而不顾人民死活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等人，让人感到了时代的沉重。
与此同时，高马、金菊的爱情悲剧，尤其对金菊的父亲和两个哥哥的刻画，让人感觉到了人性黑暗的不寒而栗。
稍有点亮色的高马，还被枪杀而死在了欲报仇而越狱的路上。
结尾，负有不可推卸的天堂县的书记和县长，仅仅是做了深刻检查，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错误。于是，上级让二位异地做了县长和副县长。罚酒三杯而已，而已！
莫言说，自己本来没有写这本书的计划，但是现实蒜薹事件的发生，使他身不由己，35天时间就写下了这部将近30万字的小说。
我想，让他身不由已的就是作家的那颗“良心”，也是作为人的“良心”。
一整个下午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说，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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