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这样评价农民
相见欢颜
“莫言的小说有一种紧迫感和厚重感，无法用寥寥数语来描述。所有代表性的小说都讲述了人类在情感受到世俗规则压迫时陷入的冲突。莫言用一种足以让人头晕目眩的方式叙述了人们如何饮食，如何忍饥，如何受渴，如何交谈，如何被爱，如何杀害。”
--------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
初读《天堂蒜薹之歌》，心里就仿佛被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那种从肉体到精神的压抑，完全无法被时光所消解，三十多年过去了，莫言笔下所描述的 “天堂”，依然在某些地区被完整的重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这本三十五天就被孕育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品，超脱了莫言以往作品中的文学属性，将政治融入小说，用文字嘲讽时弊，是优秀作品强烈的使命感。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经历过中国最困难和最荒唐的时期，如今老辈人谈起那段岁月，似乎已经是云淡风轻，如我的女儿这代人更是把那些祖辈的经历当作故事一般去听，很难感同身受的去理解那种切肤的痛楚。可当你踏入那段历史的长河去看，当树皮被扒光，遍野里寻不到一丝野菜的痕迹，身后是浑身无力瘫坐在门前的老人和孩童，那种饿肚子的绝望无法言表。
生活才是创作最好的素材，正因为莫言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他的作品里才充斥着乡土世界里最真实的东西，来自底层民众身上独有的懦弱和倔强，言辞里带着泥土味道的粗俗，共同组成了独具特色的寻根文学的脉络。
莫言通过对“高密乡”中父老乡亲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描写，由小及大的传递出带有普遍性的人性指向，将通常散文作品里怀旧式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宏观世界里对普通人生存现状的感悟。
《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据1987年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蒜薹群体事件而写，莫言看到相关报道后，搁置了创作中的小说，只用了三十五天，就写出了这部直抵人心的长篇佳作。
小说利用瞎子张扣的演唱作为“药引”，采用穿插叙述的互文方式，讲述了高马、高羊和方四婶围绕着蒜薹而发生的情、理、法的纠结，对于基层政府机构目光短浅酿成暴力事件进行了强有力的讽刺，整篇小说读起来汹涌澎湃、充满张力。
动物性描写的独特力量。
莫言最为推崇的两位欧美作家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他的小说结构上呈现出很大的跳跃性，不被传统的叙事方式所约束，场景的频繁切换和颠倒时空的叙述手法是其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与福克纳空间形式小说的风格遥相呼应。此外，莫言经常在作品里引用神话传说以及动物角度叙事，则明显带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始终高高在上的俯视着其他生灵，动物则天然的被人类所支配，把作品视角从物化角度切入，无疑能营造一种从底层向上的仰视感，让读者能从小处感受到饱满的情绪冲击，叙事往往更有力量。
1.高马：带有反抗意识，向往自由的农民。
马，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寓意着独立不羁的性格，是人们自由精神的寄托。十二生肖中的午马，对应十二地支的午时，即是中午十一点至一点，是太阳最猛烈，阳气达到极限的时刻。自然界的规律往往是盛极而衰，人类也无法轻易摆脱。
莫言以马为主角命名，既是表达出主人公为了爱情不妥协的个性，也暗喻这段感情的走向最终会以悲剧结尾。
高马与金菊的情感线中，枣红色小马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参与了两人相识、相恋，却以悲剧收场的全过程。
小马驹是这场艰难爱情的见证者，也是亲身参与者，同样是对旧式婚姻观念和脆弱亲情的控诉者。
方四婶家的打麦场上，高马想要抓住金菊的手，小马驹在打麦场的边缘奔跑，不时调皮的打着响鼻。这时高马情感的迸发是渐进式的，还带有很强的隐匿特征，莫言用马的奔跑表达此刻主人公内心强烈的欲望，通过穿插叙述，交代出两人爱情萌芽的过程，也为这段悲剧性的感情埋下伏笔。
而小说后段中，高马逃亡回家看到悬梁自尽的金菊，他的整个世界瞬间崩塌，一直以来支撑他坚持下去的那口气完全被抽离。他在鹦鹉群里肆意挥舞着腰刀，仿佛与整个世界的不公搏斗，哪怕血溅三尺，也要吐出这个“理”字。
当他筋疲力竭的躺在鹦鹉堆里，跌倒在血泊中，那匹亲爱的枣红马驹从墙外伸进头，悲悯的注视着他。
“我的亲人……你别走……你别走……我想你……我要你……”
马驹渐渐后退，被无尽的黑夜吞没，仿佛这份充满波折的爱，也在夜色里彻底的消失。一连串清脆的马蹄声响起，由北向南的远走，马蹄声模糊，马蹄声消逝了，那个等着他迎娶过门的金菊，倒在了充斥腐烂蒜苔的恶臭气味里。
2.高羊：逆来顺受的老实农民。
与高马不同的是，高羊生性善良但又懦弱、胆小，在命运面前习惯于退缩忍让、逆来顺受，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这样的性格也符合羊的生物学特性。
羊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古人视羊为“德畜”，赋予了它温纯善良、吉祥、知恩图报等多种美好的象征意义。
“高羊”者，意即羔羊也。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夹起尾巴做人是自我总结出来的生存哲学。在赶着驴车卖蒜苔的整个过程中，被沿路设卡的工商、税务、环保收取各类税种，尽管也曾质疑和哀求，但当对方提到这是国家政策，他能做的也只是任由对方拿走自己辛苦种出的蒜苔，“皇粮国税，杀了俺俺也不敢抗。”
这种底层民众的卑微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把自己当做蝼蚁，低到尘埃之下，才会在无比艰难的岁月里感知到生存所需的那一点点光芒。
在临时看守所，这种小人物的心酸展现的淋漓尽致，被女警用凉水浇头，他就感觉到精神振奋，似乎这凉水灌顶是他平生享受到的最大幸福。女医生给他看病，他就感觉立刻死在这里都够本了，让女人理过发，便有感叹:“这么高级的女人给我剃过头，死了也知足了”。
这种卑微中的愉悦，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上的自我麻痹，源于长期生存环境的影响，他经历过那个疯狂的年代，目睹过母亲的死亡，人命贱如草芥，让他对于活着的意愿无比强烈，足以放弃所谓尊严这类身外之物。
严顺开老师主演的《阿Q正传》
《阿Q正传》中主人公阿Q自创了精神胜利法，赌场中赢的钱被人抢走，他不敢对抢劫者做出反抗，反而抬手打了自己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人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却是别人。
作家沈雁冰说过：“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高羊三次被逼喝尿，却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呈现。
1.被王泰逼迫喝尿：对权势的敬畏心。
高羊是逆来顺受的顺民，他的自尊心和抗争意识早就被现实消磨殆尽。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从小就是被欺负的对象，而这种欺辱又何尝不是旧社会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遭受的压迫最真实的缩影。
13岁时，被生产队长儿子王泰逼迫喝自己的尿，作者在描述这段情节时，用了明暗相间的手法。前段明写高羊很兴奋的答应，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再过分的事情都是都是高兴的，写得是边缘小人物的无奈和心酸。
而在高羊与方四叔赶车卖蒜苔的途中，高羊再度提起这段往事，却是用的“忍”字，王泰的父亲是生产队长，而他只是被管制的地主家的小崽子。用高羊的话说，人就得知足，就得能自己糟践自己，都想好。孬给谁？
这是小人物对权势的畏惧，王泰父亲所代表的是 “公家”，哪怕只是芝麻绿豆般大的小官，也足以对高羊形成心理上的压制，这种暗线的描写才是高羊最真实的感受。
2.被黄书记逼迫喝尿：孝道满足下幸福的心酸。
动乱年代里，母亲被迫害致死，高羊无力火葬，只能在雨夜里偷偷把她埋葬在远离家乡的荒山野岭。在暴雨里，他感觉到一阵痛快，生前没有孝顺到，死后让老娘入土为安，免了烈火烧身，比贫下中农待遇都高，虽然吃屎喝尿，心里也高兴。
高羊不肯说出母亲的埋葬地点而遭毒打，被治保主任吊在房梁上，就算这样，看到怀抱破大衣和衣而睡的两个民兵，心里竟为他们跟着自己受苦感到歉疚。吃到好心人扔进来的葱花油饼，他感觉自己又能活下去了。
因为怕吵醒熟睡的看守，他尿在了一个瓶子里，却被黄书记逼着喝掉，高羊笑称这是“高级葡萄酒”，咕咚咚一饮而尽。
同样是被逼喝尿，此时的高羊却是“幸福”的，这是他生命历程中难得的高光时刻，尽管他的反抗看起来孱弱无比，可是这份冲破心理阻碍的勇气，不但是给于这个小人物尊崇孝道的加冕，更是对当时疯狂思潮的极大的反讽，蝼蚁尚且知道感恩，为何社会纷乱至此?
3.被狱霸逼迫喝尿。
在看守所中，高羊因为紧张尿在了囚室里，同室的狱霸逼他把地上的尿喝掉。
高羊愤怒的盯着杀人犯，第一次把自己放在了人的立场，面对杀人犯、小偷、偷儿媳妇的老畜牲！他愤怒的说:“我不喝！”
对他来说，听从贫下中农和红卫兵的命令喝了自己的尿，那是无法与时代主流相抗衡的无奈选择，尽管屈辱却在承受范围之内。而一群罪犯又有什么命令自己的资格，他的反抗并非合理性思考的决定，只是身份反差带来的莫名“优越感”。
这种坚持并不牢固，在其他犯人的劝说下，中年杀人犯一句“为你好”，竟然让他深受感动，妥协之下喝下了自己的尿。
他咧着嘴哭着说:“爹……娘……儿今日……又喝了自己的尿啦……”
三次喝尿，高羊在不同的时期都遭受到非人待遇。既有时代之下个体的无奈，也是从不抗争的性格缺陷所导致，他从来没能挺直腰杆做人，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就像他在看守所所想到的那样:“出去后，哪怕人家把屎拉到他头上，他也不骂也不打，不找地方说理。”也就是说，他会永远当一个最驯服的顺民。
时代背景下的农民众生相。
莫言在30多年的创作道路上，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他的作品始终深深扎根于乡土，他的视野亦从来不拒“外来”。他从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奋斗、苦难和悲欢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以奔放而独异的鲜明气韵，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境界。他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情怀。---铁凝
农民阶层自古以来都位于社会的底端，面朝黄土背朝天，与脚下的土地相依为命。中国农民有极强的忍耐力，他们生存的底线也仅仅是能够填饱肚子，纵观历来的朝代变迁，作为被裹挟的“革命”群体，无不是在大灾大难及官府的剥削下，生存希望都变得渺茫，才会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从法理上被定义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地方政府的当权者，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官老爷心态，利用手中的权力盘剥农民辛苦所得，只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私欲。
莫言曾在访谈中提及《天堂蒜薹之歌》不是他最好的小说，却是写作中最沉重的一本。小说与政治有时候很难完全割裂，用文字去反应现实，既是一种记录又是反思。
于是我们读到了传承千古的《卖炭翁》，为“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而拍手叫绝。鲁迅先生笔下更是对时事多有讽刺，可谓是字字见血、笔笔割肉。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莫言回忆起儿时记忆中最难受的一幕。由于家里吃不饱饭，母亲带着他去集体地里捡麦穗。被看守的人发现后，同行的人都跑掉了，母亲却因为行动不便被抓住。
看守人把母亲捡来的麦穗没收，打了她一个耳光，吹着口哨扬长离去。跌坐在地上的母亲嘴角流血，脸色苍白而绝望。
多年后，莫言和母亲在集市上遇到了已是暮年的看守人。莫言想要冲上去报仇，却被母亲一把拉住，平静地对他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一句简单的话，却重逾千钧，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
—— 陶行知
莫言说，写这类小说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样板。他也只是一段悲情历史的讲述者，生活终究需要我们参与其中，并乐此不疲的热爱。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身处这个时代洪流的的普通人来说，真正的勇敢是面对困境敢于正视且无所畏惧，真正的悲悯是面对苦难心怀慈善意且不悲不怆，真正的和谐是面对众生一视同仁且相互关爱，哪怕它只是一根弱不禁风的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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