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掘地蜂为了产卵和孵化后代,会做很多有趣的事情。首先,挖一个洞穴;然后,飞出去寻找蟋蟀,当她找到合适的对象,就会刺入其身体,把它麻痹之后带回洞穴,放在洞穴口;其次,她进入洞穴检查,确保一切安全后,将蟋蟀拖到洞穴里。最后,她产卵于洞穴中,密封起来飞走,当卵孵化后就吃瘫痪了的蟋蟀。
这是一套看上去相当复杂,其实只是精心设计的、面对自身环境中具体刺激而做出的刻板僵化的程序性反应。实验证明,如果在掘地蜂放下蟋蟀,进入洞穴检查之际,将蟋蟀移动几英寸远,那么她出来后,就不会把蟋蟀拖进去,而是放在洞穴口再次检查,如果蟋蟀又被移动一英寸左右的距离,她还是不会直接把它拖进洞穴里,哪怕她已经反反复复检查里40次之多。
这个实验直指人心、让人惊恐,因为很难否认自身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表面复杂性,实际上只是简单、刻板的例行公事。就像那些强迫症患者会毫不自知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在掘地蜂性行为的背后,是否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掌控着我们的机体呢?是否有一种认知是我们从来不曾想过但确实存在的呢?
《机器人叛乱》封面《机器人叛乱》延续了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骇人听闻的观念,认为人类是被基因和模因操控的机器人,全书糅合了认知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决策论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精华,着力于温和地批判进化心理学,帮助我们和达尔文主义的生命观达成和解,通过铸造一把具备评估能力和批判精神的理性思维之剑,重新以人类独特的方式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权,找回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在生活、事业等各方面做出更为明智的计划和决策。
《机器人叛乱》的作者基思·斯坦诺维奇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和人类发展科学荣誉退休教授,也是加拿大应用认知科学前研究主席,主要研究领域是推理和阅读的心理学机制。一生获奖无数,也是美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有畅销书《对“伪心理学”说不》《超越智商》等。
作者基思·斯坦诺维奇一、何为机器人?何为复制子?
认知科学和进化论揭示了令人不安的事实:人类随机性的出现毫无目的,自然算法式的进化毫无意义。我们只是盲目的复制子制造出来的生存机器,被复制子像寄生虫一样依附着,在繁衍生息中毫无知觉地传播和扩大着复制子的利益。在这里,人类就像是《神秘博士》里被中央处理器操控着的赛博机器人,而中央处理器就是基因和模因,也就是复制子。
基因利益与载体利益相冲突的地方,作者举例若干:鲑鱼产卵后因为洄游之旅导致心竭而死;衰老基因出现在载体繁殖期后就会被保留,否则会被剔除;有性繁殖在包含和承受基因组突变带来的破坏时,身体却冒着风险;吃甜食容易发胖,但是嗜甜基因却总是引诱我们在甜食面前欲罢不能。
产生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心智模式:启发式系统和分析式系统。前者以基因目标为导向,会自动加工领域相关的刺激,不依赖后者的输入和控制,却会与其产生冲突,例如会产生“缪勒-莱尔错觉”的知觉输入系统。而分析式心智则是文化产物,包括逻辑符号思维,去语境化的认知方式,以演绎推理、决策制定、科学思维为代表的假设思维,表征一种与被表征的世界不同信念的脱钩能力等一系列心智套件。
基因是构建身体的指令,模因是构建文化的指令。当我们使用心智套件对基因宣战时,又会落入模因的魔爪,可谓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模因的毒害同样充斥着日常生活,比如受广告影响的冲动消费,或者是陷入宗教狂热而不能自拔。
二、如何叛乱?
机器人发起叛乱的先决条件是认识到基因利益与载体利益存在冲突,以及人类认知的千疮百孔。而获得成功的必备武器则是成熟的心智套件,完善的理性思维,卓越的评估能力。同时,这也标志着人格主体性的确立。
文化项目可以促进人类理性,这种理性关心如何实现人类利益,在最大化遗传适应度和最大化人类欲望满足之间做出明智抉择。人类在意识上认可理性选择,但还是会做出非理性选择,违反了确定性规则、传递性规则、描述不变性等。这主要是因为进化适应不代表工具理性。
理性衡量的是分析的意图水平,主要指思维倾向和认知风格,反映个人目标和价值观的信息。评估理性思维技能的方法散见于决策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文献之中,包括形成和证据相一致的结论,评估共变,处理概率信息,校正信念程度,认识逻辑意义,对于不确定程度形成一致评估,拥有能最大化效用的一贯偏好思考替代假设,做出一致判断等。
简言之,机器人叛乱是用认知科学和决策科学铸造一把理性思维之剑。包括狭义理性和广义理性。前者指预期效用最优化,后者包括一阶偏好和二阶偏好的再评估过程。狭义理性对付基因;广义理性对付模因。
三、意义何在?缸中之脑,体验机,玩偶?
茶饭之间曾有小伙伴儿坦言,若吸毒对身体无害,只会带来快乐体验的话,他还是愿意尝试的。人生的意义似乎在于追求快乐。这让人想起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大脑被切下来放进盛有营养液的缸中,脑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哪怕没有四肢,却还可以在计算机的信息传送中感受到一切正常的幻觉,甚至享有比现实世界还要强烈和真实的快乐体验。
缸中之脑如果我们在虚拟现实中,就可以俯瞰整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还要走出家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落叶?如果我们的感官记忆都是源自外部刺激,而计算机程序可以带来同等效果,我们又该怎样区分现实与虚拟?如果我们认定一切实相皆为虚妄,追求享乐只是自我陶醉的假象,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于什么?
作者基思·斯坦诺维奇在《机器人叛乱》指出寻找意义的重新定向:远离意识和内部感受,朝向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自主和独特个体的评估活动。
生活中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也有比幸福更重要的,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如何打发时间,更关心我们是谁,以及能够成为谁。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和世界产生一种真实的因果关联时,才得以体现,它比快乐体验的初级偏好更重要——成为某种类型的人,与更深层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这具有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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