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盛世（李怡）

看到李怡老师论文一段论述，感慨两个“文学的盛世”：

我们曾经有过文学直接回应人生问题,而人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的时代,这就是“五四”与1980年代。在那些热闹而激动人心的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就是无数青年学生生存关注的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动向似乎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精英的动向,而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则引领和规划着青年的未来。鲁迅的“立人”,“天狗”般呐喊奔突的郭沫若,冰心的“爱心”,青年们的“问题小说”,徐志摩的情与爱,还有《班主任》、《伤痕》、《人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朦胧诗、政论式报告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每一次律动都仿佛是中国青年自己的心跳,在这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学科知识”而是自我人生追求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鲁迅之所以并不遥远,之所以不会被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挑剔“爱国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乃至“艺术才能问题”,是因为他关于“立人”的理想,关于“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论述为一个“重返人性”时代的正常的人生目标作了理直气壮的张扬。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新时期,“五四”作家的“问题小说”,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虽然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然而,在另外一方面,能够将自我“人生”当作问题的主体(而不是将国家政治目标当作问题的主体),这本身也足以激动人心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创造社有时标榜“为艺术”,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里探出头来的青年既需要“为人生”,也激动于“为艺术”。在文学作品之外,1980年代的学子还试图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隔膜,直接从中国现代作家的人生历程中寻觅现实的启迪,鲁迅的倔强,郭沫若的善变,胡适的温厚,蔡元培的包容,巴金的真诚,徐志摩的多情,萧红的坎坷… …不管这些寻觅在今天看来有多么的幼稚,它们都在事实上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魅力,造就和巩固了一个时代的“专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