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家谱中出现好多的先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字，而只多少郎，这是什么原因呢？
经查阅有关资料，对多家家谱做出如下归纳，只供参考学习
一是起郎名是源于家族排行
在现在的一些家族谱上，经常看到将祖先称为“多少郎”“多少娘”的现象。这些名字一般都由数字排行+郎或娘字组成，客家学者一般称之为"郎名"或"法名"。
早期客家学者认为这种郎名是客家人从畲族人那里学得的。不过，近来有的学者指出，郎名并非来自畲族，而来自汉族本身。
自隋唐以来，特别是宋朝，郎名在中原汉人中十分常见。在当时，普通人之间称呼并不用正名（即书名），而是用行辈称呼，以示尊重。特别是在宗族内，行辈称呼更因凸显族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得到广泛使用。如白居易和诗人元稹之间的关系很好，白居易喜欢直接叫元稹做元九，因为元稹在家排行第9，很多唐代诗歌文章中的代排行的人都是这个意思。如水浒中的阮小二，小五，小七也是按排行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有的家族大人多，又在一个聚集地，有的是按九族内同辈进行排列，有的是曾祖以下的进行的排列；因此就出现几十之多的现象。随着客家人从中原迁入闽西，这种习俗也随之传入。
经过演变，在客家人与畲族人中，郎名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真正的名字。通过对客家人祖先名号研究可以发现，宋元当时人一般都有自己的郎名（有的族谱上标为法名、法号）、书名、字号。郎名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宋元时代，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其渐渐消失了。
二是起郎名的习惯源于道教的影响
宋元时道教流行，其中葬俗做道场的名目有：座高台、引魂、奏祖、请水、走石灰路、请安、开大铃、小铃、读祭文、出煞、送葬等一系列，古人是从一七可做到七七四十九天，贫者做一七或三天既可。而且规定特多，做道场法事要為已故之人一個名字叫奏祖法名，因此就出现了，给死去的长辈取名，希望死后可上天得道。
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不取名呢？因为百姓与法师与道家等等有法术之人，有明显的不同，方外之人是以修炼、度化、化缘、做功德来生活的；而百姓是以在土地上的劳作过活，他们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死后取一个法名到极乐世界去是唯一的途徑。当一个人去逝以后，族人在一起，对整个家族做一个议事，商定一个以始祖“世次排行”的秩序，来代表死者本人，这个顺序的数字称之为法名。法名写在一张纸上，交给做法事的法师，由道士对百姓的这个对“法名”施法，焚香念咒，以报告祖先，此人到祖上去了。奏祖法名这样就产生了，做了法的法名就像一道圣旨，一张通行证，让死者从阴间上天，百无阻碍。
这种法名得到百姓认可，满足心里的需求，在北宋后客家人地带不断被采用传播。奏祖法名的取法大致如下：“大、二或小、三、四、千、万、念”“十、百、千、万、念”来取，当然取奏祖法名的方式不是一法不变的，有其灵活性。 1、可综合每世每代也可分编分支，也可以下一代升转成上一辈来取名；2、再者妻妣多，所以兄弟多，法名可单独排一个母亲所生来取名，也可综合各房兄弟来取名；3、一家人有了小孩后，凡进了祖祠拜了祖宗，皆视为本姓氏之人，不管中途夭折了，都被排上了世次郎名。
奏祖法名男性是数字后加“郎”命名，后来女性也以数字加“娘”命名；而家谱大多是多年后族中人口述的，因此为让先祖得道成仙而将奏祖法名写入了家谱中中。
这种习惯在明代中叶前一度非常盛行，可见各姓族谱。双泉《邹氏族谱》的一位编者在谱序中特别指出了这点：“予尝阅梓里族谱，鼻祖景初公诞自宋淳熙元年，及元、明至今，凡五百余年矣。二十余世，其间年谱乃为可考。元季先民，无论父子祖孙，皆名为几郎或小几郎、念几郎，重复叠见，不特吾宗如是，阅各姓族谱，大抵皆同。余不识彼时俱不传其名与字者何居。”可见，一直到明中叶，起郎名还非常盛行。
三是源于客家与畲族的文化融合
半个多世纪前，罗香林先生在他的《广东民族概论》中，最先揭示过广东韩江流域一带客家人的祖先使用“郎名”的现象，对此，他并作了如下的解释：韩江一带的客家人，其祖先有第几千几百郎的名号(大抵仅有郎字，而罕正名)，相传即土著畲民雷、蓝、毛、赖、盘各巨阀所给与的符号，这是客家人的祖先由闽西迁至粤境，欲求性命安全，不能不纳点贽礼给那些强有力的畲阀，畲阀得客人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以几郎几郎的名号。
而李默先生在经过考证分析后认为:“客家人祖先郎名，不是什么‘土著畲民之巨阀，依其入境次序给与几郎几郎的名号’，而是明以前闽粤赣边畲族与客家人祖先命名的习俗。”(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关于罗香林先生曾有“畲阀得到客人的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予几郎几郎的名号”一说，我看也是不妥，因为第一，如上所述，客家人有郎名、法名的姓氏占总姓氏的76%之多；第二，是郎名、法名存在于三至五代人之多。如果是某种封赐式的，不可能给予那么多姓氏和那么多代人。
但是，其他汉族族群并无此欲，“从广州方言区汉族族谱考察，极少见到其先祖有排郎名的记载，纵有，亦是从闽粤赣边客方言区迁去的，迁粤前有郎名，迁入珠江三角洲后则未见”。(注:参见李默《梅州客家人先祖“郎名”、法名”探索》，载《客家研究辑刊》，1995年第1期 )说明这是客家人祖先命名的一种特殊习俗。很显然，这一习俗又是受畲瑶等民族命名习俗影响所致的。据民俗调查的资料，现在粤北的瑶民仍有此俗，在畲族一些姓氏中，祭祖时，不同姓氏的祠堂陈列的香炉有5只或6只之别，以显示各姓排行的不同。排行的目的在于序长幼，死后载人族谱。排行按同姓年龄的长幼，以村为单位，由族长或祠长排，每年排一次，一般在农历二月十五或八月十五祭祖后进行。男女都有排行，男称郎，女称娘。蓝姓以大、小、百、千、万、念6个字辈分，6代一循环。“瑶民在世时有一条通用的名字，死后便用在世时‘师爷’所起的名字并写在神主牌上。比如做过‘师爷’的(瑶民中有不少人会做‘师爷’)，也‘度过身’的，便荣获‘郎名’，如叫什么赵明一郎、邓明一郎，什么二郎、三郎等等；凡没做过‘师爷’的，即没有“度过身”的，便叫什么法珍、法林、法桥等等”。郎名、法名是畲族和瑶族命名的习俗，所以李默先生说：“客家人的先祖与畲族、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言而喻，这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待到明初，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都再度显现出极大的优势，于是不仅客家人而且受他们同化的畲族等都改用了汉名，成了客家人。
四是源于古代的官名
民国九年编纂的《潮梅刘氏族谱》认为：“自宋季至元代，名字多称法称郎，及十百千数目者，兄弟多不按照次第。盖因彼时习俗，道教权力颇重，命名多出道教所定。”，而更后编纂的《罗陂罗氏族谱》则认为，“世俗谓郎为师巫所度法号，此乃鄙俚不经之野语也”，而把郎名解释成为元代称人用“郎”、“官”、“秀”的称谓的遗风。罗香林认为前一说法不惬，而赞同后一说法。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只见于客家族谱，在广府地区的族谱中也保留了一些痕迹，最常见的例证就是广府地区几乎所有何姓家族都把祖先追溯到“十郎”兄弟。在广东著名大族，番禺沙湾何氏族谱中，祖先的名字为：初世祖六学士、二世祖三九承事郎、三世祖念三承事郎，虽然后来的修谱者极力把这些名字解释为官衔，但很显然还是早先的郎名的遗痕。只是广府地区的家谱在明清时期经过多次重修，编修者一般已经把这一段祖先的名号加以改造甚至重新命名，用一些看起来更为文雅的名字取而代之了。另外北宋末期，由于以徽宗为首的封建皇朝腐朽无能，在一个短短的时日里，就被南下的金兵占领了中原，攻陷了汴京，北宋政权结束，高宗仓皇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土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佑太后走赣南，在隆佑太后自赣南回临安后，这部分人留了下来，他们一部分人因以前有官职，有的人名显赫，呼起来又太过于显眼会影响家族的安全，因此，许多人就喜用多少郎，一是亲切，二是安全。以至后来，家族中就少有人知道真名，而修谱之时在多少年后，也就能只记得多少郎了，这也是当时战争动乱的产物。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