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沃格林《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其中讲到莫尔之《乌托邦》，区分了两类哲学：学院哲学与政治哲学。学院哲学出现于朋友们的清谈之中，脱离具体政治关系，往往追求新奇。政治哲学则洞悉自己的身位，不会抽象地坚持认为某一真理在所有境况下都能切合时宜，不会不守次序地表达自身，也不会像一个糟糕的演员一般毁掉正在上演的大戏。根除错误观念与传统罪业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但这也不是将国家或土地弃之不顾的理由。不能拿稀奇古怪的概念徒增人们的烦恼，而应使用说服的艺术与技巧，以期做到“凡是你无法使之好转的事，切不可以放任搞坏”，“因为什么事都好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要奢望未来什么人都变好。”
沃格林对此作了批判性反思：这些话确实是政治常识。然而，虽然抽象真理并非所有场合都合乎时宜，但在某些场合，抽象真理必须昭告天下，以便超拔于道义困惑的泥沼；我们是不能寄望于一夕之间把传统罪业涤荡干净，不过仍然存在一条底线，突破就不可宽恕；并非所有人都好因而不可能什么事都好，这是对完美主义的有效警醒，但却很容易成为原谅罪行的借口。
诸如莫尔这样的现实冷峻的论证，反映了世人已不再将灵性秩序作为凌驾于世俗秩序之上的终极权威，国家乘虚而入也掌控了灵性的权威。这是非常危险的。灵魂需要秩序，邦国业务需要秩序。而良好的秩序源于理性的，良善的，美好的方面对于堕落的，放纵的，败坏的方面的制约。政治不仅仅是权力游戏，政治的背后是原则和幸福；修辞不仅仅是说服或高贵谎言的技艺，修辞的背后是真理和德性。否则，一切政治和人性，就都处于文明的边缘，食物链的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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