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和法家曾先后站在历史的舞台中央。法家为秦国统一六国之本，但很快就光芒散尽，被推翻统治。汉朝立儒家为正统，也是将法家当作了王朝终结的替罪羊，需要一个区别较大的学说立为国本。可为什么不是道家呢？
这恐怕归结于道家传统的“出世”思想。“避祸出世”往往在王朝更迭的混乱时期更容易被接受。秦朝末期和汉朝初期道家都曾兴盛过一段时期，这源于百姓对法家苛政的逆反心理。法家和道家做为百家学说的两极，在历史舞台上相互交替倒也符合了道家“反者道之动也”的规律。
其实任何一个当权者都希望统一思想，达到“大一统”。秦朝由于实行法家的强硬思想，采取禁止的方式，并没考虑到新王朝建立后旧制度也许不再适用。这其中就包括立国之本的法家制度。有意思的是，法家一度超越其他学说的地方就在于推陈出新，最后自己却输在了因循守旧上。
道家的“无为而治”一开始虽然能安抚民心，恢复社会稳定性，但要想可持续发展提高生产力，不能总是“无为而治”。儒家代替道家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也是必然趋势。只是汉朝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没有禁止其他学说的传播，只是用引导的方式将儒学规定为科考做官的必修课，即“官学”。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遵“儒术”为官方学术，其他的学说不是不可以流行，只是被降为私人兴趣爱好。这种方式看起来柔和宽容，实则是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将其他学说与儒学拉开距离，退出舞台。
在这些被降为民间艺术的学说里法家仍被区别对待。汉朝规定，凡是学法家和纵横家的一律不准为官。这也是表明其与秦朝苛政势不两立的决心。可实际上真要管理好一个国家，通常是“外儒内法”。法家虽在表面上被时代抛弃，实则化身为统治者的权术默默地被施行。统治者虽尊儒术为正统，却也被儒家“外圣内王”的要求所束缚，需时刻端正己身，内省其心。
可见百家学说之间并非对立，而是互相依存借鉴，趋同融合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墨家却再没出现在历史的主要舞台上。这个主张无论君王好坏，民众都要无条件服从的极权主义学说为什么没有被统治者采纳，倒是一件值得推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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