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图片来源：网络。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胡适不足26周岁，全国“暴得大名”，盛名之下，其实可副，其实亦累。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语自警、自省，仍躲不过各种势力怀着各种目的，将他作为一个标靶、箭垛，进行滔滔不绝的攻击。其情其景，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过河卒子 忠而获咎
蒋介石一笔抹杀，“使美四年，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又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8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援助，压制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
《纽约时报》曾载文欢迎：“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日本媒体也非常关注，东京的《日本评论》曾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二战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孤立主义盛行。1938年12月，陈光甫、胡适想方设法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40年3月，陈光甫、胡适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元的滇锡贷款。两笔巨额贷款，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提升了中国国际信用。
胡适受命于国难、败军之际，又是“半路出家”干外交，凭借坦诚、学识、人脉，在美国学界、政界、舆论界声望甚隆。最深的人脉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同窗──罗斯福总统。为促成桐油贷款、滇锡贷款，胡适多次游说罗斯福。1939年9月8日日记就记载，会见罗斯福时“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
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图片来源：网络。
罗斯福对胡适的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
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直接打电话给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全面抗战4年多，一直苦撑待变，也不单独宣战，如今终于松口气。12月9日，国民政府跟随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胡适日夜奔波，为国尽忠。他告诉夫人江冬秀：“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也谢绝英、美大学的高薪聘请。
胡适在送“抗日战友”陈光甫的照片上以《自提小照》诗明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但他抗战时的言行，当年即受不少指责。概括有三：
其一，“汉奸”说，幻想对日求和。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高层、学者有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顾祝同、胡适、陶希圣等属于主和派，即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年8月5日，他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上条陈，有条件地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即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书面建议，强调与日本“有和平希望”。
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以“某学者”为名介绍胡适的主张，清醒判断“日本是没有信义的”。参谋总长程潜直斥为“汉奸”。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否决胡适等人的“主和”意见。
国力悬殊，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主战派也对前景悲观。胡适在1937年7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日蒋介石夫妇约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蒋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政府意志坚定，士兵英勇顽强，民众同仇敌忾，“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粉碎日本“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的阴谋。
胡适深受鼓舞，对抗战结局不再悲观，倾向“主战”。9月8日，他对汪精卫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近代以降，日本对华狼子野心。甲午海战大胜后，更是贪得无厌，咄咄逼人。胡适幻想与日本求和，无异缘木求鱼，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后期叛国罪行完全是两码事。陈布雷向蒋介石转交胡适、陶希圣“主和”之见时，附信明确反对，同时中肯评价是“忠诚迫切”。胡适使美之后，更以“过河卒子”自许自励，“低调同志”转变为“抗日斗士”。
（本文为《“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胡适史评三部曲之非议篇》第1节，《“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史评三部曲之文化篇》、《“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适史评三部曲之政治篇》已在本栏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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