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塑造了我们每天互动的方式。我们可以与全国各地的家人见面，把照片发给朋友，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
但有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推动我们进行交互的平台和数据,并不总能以客观的方式呈现内容。大家的互动正日益受到算法的影响，而这些代码由人类设计——这些人按照技术要求的规范来编写脚本，无论好坏。
这种有意引导用户行为的做法被称为“说服性技术”，它正在融入我们的手机、家庭和学校。
以下是近日三位专家的一段采访，他们研究了说服性技术、行为设计，以及技术和搜索引擎背后的算法，在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加剧社会不平等方面，都有哪些方式。
Q：要想了解说服性技术，最好的方法是从宜家标志性的家具店入手。丹麦奥尔堡大学传播学和心理学助理教授Sandra Burri Gram-Hansen表示，每当她想开始一场关于说服性设计的课堂讨论时，都会先举例说明这家零售商是如何引导客户的。
Sandra Burri Gram-Hansen
Burri Gram-Hansen:当你走进宜家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宜家商店的大地图。通常是蓝色的，上面有黄色的脚印。这张地图的制作方式很特别，总让人觉得走起来很短，例如，从地图的入口到厨房只需要20个小脚印。但实际上你要花40分钟才能到那里。他们通过减少复杂的过程，让你感觉能更容易地完成任务。
此外，宜家还遵循了“隧道工程”的原则，在地板上点亮所有箭头。你可以自己随意走动，但更容易坚持走“隧道”，也就是走箭头所指的方向。
商店里有这些东西，你就跟着去做。在宜家，你不会看到任何人往错误的方向跑。
Q：这是实体店的营销手段。但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数字领域，甚至用得更有力度。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Peace Innovation Lab)的行为设计师Margarita Quihuis研究数据和技术设计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她正在钻研如何利用行为设计来推广语音社交App Peach。那么，数据和技术能设计得引导个人或整个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吗?
Margarita Quihuis
Quihuis:行为设计领域是由B.J. Fogg在斯坦福大学创立的。他也是说服性技术之父。当你想到手机这样的科技产品如何规模化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时，这就是90年代他在斯坦福做的研究。他当时的博士论文，将其称为“捕获学”，因为我们都是科技的俘虏。后来这个名字演变成了一种说服性技术。
然后iPhone问世了，我们知道生活在过去的11年里是如何随着iPhone的出现而改变的。人们做着以前不可能做的事儿——从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注意力到可穿戴设备带来风险。
与其做一些无意义的、无聊的事，为什么不做一些促进和平的事呢？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数字时代，什么才是和平呢?我们认为和平就是我们能够对彼此有多好，能够通过科技中介对彼此有多好。虽然，性别、种族、国籍、语言，或任何东西，都存在着差别，都可能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由于生活在同一个数字世界里，我们设计软件以及设计技术的方式，立即就会对人们彼此之间的互动产生影响。
注：科技中介是指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以支撑和促进创新活动的机构。
Q：这让乐观主义者对未来的科技抱有希望。但是，还有很多人关心由谁来设计这个“好”。Safiya Noble是南加州大学的助理教授，著有《Algorithms of Oppression》一书。她研究技术和算法如何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和偏见。
Safiya Noble
Noble: 我对一些事情感兴趣，比如谁控制着影响社会的事儿，特别是利用大型数字媒体平台控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在跟进代表性、社区公平观念等相关的关键问题，并试图寻找技术影响人们观念的有害方式。
在说服性技术领域，这很有趣，因为我认为公众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说服。当然，剑桥分析公司就是利用人们心理数据的一个好例子，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很多方面，我认为这都是正常的。我的意思是，剑桥分析公司只是众多公司中的一个，这些公司都想说服人们，购买一种产品或者尝试一种新服务。传统的广告模式正是我们所接触的大多数数字技术的基础。
Q：在高等教育中，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浅层暗示。学校采取“轻推”的方式，即向学生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提醒他们即将到来的重要截止日期或财政援助信息，亦或者只是检查学生成绩，看看是否下降，如果正在下降，则要给他们打上标记。但Sandra Burri graml - hansen认为，轻推不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Burri Gram-Hansen：轻推和说服性技术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关注连续的行为变化，而前者更关注瞬间的行为变化。而且，当你面对轻推的那一刻，就会被推动着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人们会在一些小事情上形成惯性，例如，在宜家餐厅以正确的方式排队等候。但问题是，他们不是想办法做好手头的事，也不是实际处理正在进行的活动，只是在按惯性照做而已。
Q：Noble看得更深远些，他认为，在教育领域，轻推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行为，也塑造了教职员工的观念和行为。
Noble：我们知道，大学校园的招生人员正在使用大型数据库，优化他们的决策。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对不同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让学生报告自己的活动、日常成绩和考试分数，以及他们是谁，他们在论文中可能使用的关键词——以此向大学提供一系列建议，以便挑选出理想的学生。
我觉得挑学生上大学真是件麻烦的事儿。很多人应该上大学，他们很聪明，但大学的分析系统找不到合适的“关键词”来表示他们的背景与能力，也就无法针对数据库外观进行优化，无法尝试对其配置文件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在高等教育中看到的这种分析系统肯定需要更多的研究。而系统则使用说服性技术，影响了学校的招生决定。
Q：说服性技术设计的支持者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向用户解释清楚技术如何影响他们。
Burri Gram-Hansen：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并不是教每个人如何设计说服性技术。但它能确保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理解这些不同系统的工作原理。因为如果他们理解说服系统的原理，就意味着能够拒绝其不必要的影响。
Q：但是那些潜在的好应用呢?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行为设计，促使教员避免自己的一些偏见?这项技术真的能改变学生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完成课程和学位吗?
Noble：我认为，让他们依赖这些东西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想要的是学生不需要得到提示，能够从自身产生某种能力。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能。说到学生，也许我太老派了。我确实觉得，有能力做很多决定，管理自己的学术成就和途径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学习管理系统和其他(系统)正在重塑他们的行为，我认为，最终，这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说到偏见，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轻易改变的习惯，想要通过一个指令，一个语音提示，就让人们意识到应该去除偏见是不可能的。我不确定一名只知道听从上级指令的教师，能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减少偏见，让教师参与反种族主义或者在课堂上增强女性能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加强教育。
我猜，这些系统的问题是，对于教师和导师来说，它们（系统）与更好的教育和保持终身学习的过程有何关系？对学生来说呢？
Q：那我们该怎么办？
Quihuis：安全部署。你会说：“好吧，我们如何在技术上融入道德?”“既然我们收集了所有数据，怎么能让工程师去寻找不寻常的模式呢?”
你需要多样性的团队。设计团队也有着不同的智力、文化和社交盲点。所以多样性并不是为kumbaya（呼吁上帝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来，多样性是为了降低产品风险，因此不会以你不想要的方式被使用。
我认为系统应该考虑机构、公司、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我需要查看审计跟踪。” “如何检查我是否有问题？”“如果存在算法偏差，我该如何验证？”
我们需要证据来证明已经对某些标准、认证进行过验证。
在加州，如果你不是注册工程师，你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我们需要拥有一定能力，驾驭这些技术平台。特别是它们与人互动时，更需要谨慎。
Q：所以宜家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说服性技术已经存在，它只会增长，而不会消失。真正的问题似乎是，这种增长如何以健康和富有成效的方式产生？
Noble：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说服性技术越来越多地投入私营企业，为学习和知识提供理论基础和框架，这可能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
有人正在设计说服我们的技术，这些技术应该是透明的。我们应该了解这些技术的伦理框架。应该了解自己是否有机会退出。应该考虑这些说服是否会伤害公众。应该在短期和长期内真正理解它们。
如果没有这样的透明度和控制力，我认为就等于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赌注。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搞不好就会接受某些无法轻易收回的项目。所以现在正是反思的好时机。
来源：edsurge
作者：Sydney Johnson、Jeffrey R. Young
智能观 编译
—完—
亲爱的朋友：
“如果没有这样的透明度和控制力，我认为就等于在教育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赌注。
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搞不好就会接受某些无法轻易收回的项目。所以现在正是反思的好时机。”
这也是智能观主要关注技术将给教育带来什么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教育不是其他产业，我们拥抱科技，希望科技能为教育插上翅膀，帮助地球上更多的孩子；但我们也理性地知道，要注意盲目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
毕竟，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可爱的小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祝安！
智能观 灵米
2018-10-14 于北京中关村
声明：
编译文章旨在帮助读者了解行业新思想、新观点及新动态，为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智能观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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