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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赵燕菁教授的《大崛起》这本书时，被厚厚的一本吓到了。看着扉页大大的三个字“大崛起”和显眼位置的副标题“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本经济学方面很学术的书籍，心想若通篇都是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恐怕第一章没有读完就会被催眠了。
还好，编者很贴心地给书加了腰封，对全书内容做了提炼：“这是一本通过解释中国经济的‘反常’，力图提示未来增长密码的书”，迅速让我有了大概了解，尤其是那句“11年置身事内的观察，7年置身事外的思考”，成功激起了我的好奇。于是，静下心来翻开书本。
《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是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凝结。
都说阅读一本书，先要了解作者及其写作的历史场景，才能更好地领会作者的写作逻辑。为了让不同的读者了解该书写作背景和每章节的要点，开篇赵燕菁教授就专门为全书及各章节做序，希望能从规划设计院到市政规划负责人再到大学教授期间的经历，来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密码，在说明自己学术思想形成脉络的同时，还给阅读者提出了阅读建议。
作为非经济学专业读者，如果要对全书面面俱到地加以品评，不是这篇小文所能承受的。在此，我只依照作者指引，挑选书中几个感兴趣的话题，跟随作者的思路去阅读和理解。
过去超常增长的“突变”是怎么引发的？
回想过去的这三十多年里，很有幸经历了所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算见证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正如作者总结的：这四十年的经济增长超出了包括改革开放谋划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
而这超常增长“反常”的背后，是因为从传统经济转向现代经济过程中，中国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帮助地方政府创造信用的工具，通过“土地财政”实现了大规模融资。
作者认为“城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公共服务，是城市土地价值的来源。而“城市化”就是资本不断聚集的过程，政府要先提供基础设施才能招商引资，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自土地收入，“土地财政”制度下所带来的现金流就是资本积累。从小渔村的开发、建设发展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深圳，是最好的案例。正因为城市土地国有化、土地流转、分税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创新，以及“土地财政”的融资功能，政府才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原始资本，还极大地扩张了地方政府的信用，盘活了“未来”的资产，城市化速度和规模自然高速增长。
诚然，“土地财政”切切实实为过去带来了超常增长，可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利弊，在为城市化提供动力的同时也会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可能还会带来风险。就好比当下大家关注较多的住房市场，按说只要不动产的收益和流动性高于股票、黄金、储蓄等常规的资本贮存形态，资金就会持续流入住房市场。可若因占用土地制造大量只有信用价值却没有消费需求的住房，从而消耗本应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土地资源，这些住房又会变成负资产，带来金融风险。
从高速度转型到高质量面临的风险挑战？
我们都知道，大环境会影响个体的发展，同样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转型，包括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从外延型到内涵型等。只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转型的含义不尽相同。
基于会计学基本原理，任一商业模式都需要满足“收入-成本=剩余（≠0）”这一条件，只要新增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剩余多于被摧毁的旧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剩余，经济就扩张，反之，就收缩。
而从投资者的角度，进入转型阶段是否投资一个城市，不应再看这个城市GDP的高低，而是要考察这个城市的现金流是否在增长。
其实城市发展的衰退与企业经营的失败在原理上是相同的。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成长性，能够获得资本，完成市政建设的城市很多，但能创造足够的收益，持续运转下去的城市却很少。
作者认为，随着城市进入2.0阶段，应当从“资本性增长”转向“运营性增长”。但这并不意味“土地财政”不重要了，而是认为新的增长模式一定要嫁接在现有的模式上才能成功。
在城市化的资本型增长阶段，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于解决资本缺口问题，因为有足够的信用，贷款需求就不成问题。一旦进入到城市化运营阶段，随着运营性支出增加，资本缺口困难将会被现金流缺口所取代。
货币不足是城市化转型的最大风险。若此时贷款需求迅速减少，家庭、企业和政府同时“去杠杆”，银行资产负债收缩，结果就是货币供给的减少，再遇上国际动荡的局势，经济就会面临更大的萎缩风险。
当一个城市进入城市化转型阶段时，转型成功的前提，就是要解决伴随转型而来的流动性不足问题。现金流性收入是远比经济总量更重要的经济指标，也意味着需要新的商业模式开始进行资本型增长。在找到一种更好的替代模式之前，不能轻易放弃“土地财政”。
如何把“危机”变成独特的机会？
市场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
资本是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国内经济出现高杠杆、高房价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正是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的趋势，“土地财政”创造的巨大资本，更成为触发“百年变局”的深层动力。
一个国家的总财富是由资本和劳动构成的，增长的第一阶段关键在于获得足够的资本，第二阶段关键在于获得足够的现金流（劳动）性收入。经济的贴现倍数表现为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的比值。贴现倍数越高的政策越利于资本，反之越利于劳动。而好的转型政策，要能兼顾两个阶段。
作者认为，过去把土地作为抵押物独立于美元系统，不受中心国家美国美元的周期影响，这使得中国作为外围国家，有了和美元抗衡的资本。
当下，又面临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市场变动，销售模式转变，金融政策等原因造成的重重困难。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随内外投资需求下降带来资产负债并发的流动性枯竭。
丘吉尔曾说：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危机并不意味着增长必然停滞或萎缩，与机会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危机状态下把“机会”这一面翻上来。
危机之下，为中国从常态增长转向危机增长提供了理由和动力。既然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是劳动力，也是向“高质量”转型面临的大考。那现在的大量剩余产能、闲置资产、挤压库存、失业劳动力，也可为中国启动新一轮危机增长提供就业和条件。
“城市”商业模式的更新与迭代，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作为经济增长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振兴”就是从输血到造血的模式更新，以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社会新实践“公众基金”“平台经济”，都是新模式下制度的迭代。
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
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后疫情的影响，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外贸疲弱的态势可能短期很难有明显改观，增长乏力的乌云依然笼罩中国经济。面对这样的全球大环境和困难，有些消极的人开始对中国经济发出质疑，甚至诋毁。
但赵燕菁教授相信“一旦进入增长循环，中国崛起就不会停止。和美国崛起过程中反复出现大萧条类似，中国现在的困难不过是“大崛起”路上的顿号，而不是句号。”
虽然，对未来发展的疑问未必有人可以给出肯定的标准答案，和立竿见影的结果。不过，读完赵燕菁教授的《大崛起》，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发展、探索经济迅猛增长的逻辑，会更有勇气应对世界变局挑战，坚信中国经济会跨过难关，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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