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疾病”真的是病吗？》—摘录

今天的内容来自心理成长圈的联合主理人李松蔚老师，老师要为大家领读一本书，书名叫做《像我们一样疯狂》。

很多人一听这个书名，可能觉得有点奇怪，谁要像我们一样疯狂啊？我们难道很疯狂吗？我们自己怎么不知道？没错，这本书要研究的，是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无处不在，却又难以察觉。那么，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又应该做点什么呢？

在今天这讲中来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们如何为不同的症状赋予意义。《像我们一样疯狂》这本书中有一个案例，是关于香港地区厌食症的心理诊断的调查。

厌食症的文化差异

我猜你应该也对厌食症有所耳闻。这个症状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强烈抵触吃东西，每次进食的食量很少，甚至可能是完全拒绝进食。

很多厌食症的患者是瘦得皮包骨头，甚至可能会因为过度消瘦给身体健康带来致命的破坏。

厌食症最早是在西方大城市的青少年人群中流行，后来发展到了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包含中国的香港地区。伊森·沃特斯发现，在香港地区，厌食症和传统西方视角下的厌食症是有区别的。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对食物的态度。

当说到食物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最朴素的情感，就是食物是个好东西，我们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刻在文化基因里的渴求的。

虽然袁隆平爷爷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吃饱饭，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体验。在过去几千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吃不饱饭一直是一个我们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阴影。

尽管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按照西方的审美，我们会认为，身材苗条代表着一种美感。但是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我们始终觉得一个人胖胖的，其实很可爱。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很富态，代表着这个人的家境比较殷实，或者这个人比较有福气。整体上来说，我们对于吃东西这件事，并不像西方人那么排斥。

在西方国家关于厌食症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很多厌食症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叫做体象障碍。

什么意思呢？在照镜子的时候，这些西方的厌食症患者对于自己的体型认知是不准确的。

客观来说，他们已经是瘦得皮包骨头，看起来让人触目惊心，可是他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会极度苛刻自己的体型，觉得自己好像还有继续减肥的空间。

可是当我们拿着这样的诊断标准去看香港的厌食症患者，我们会发现，这些被诊断为厌食症的人并没有体象的问题。他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可以清晰准确地认识到自己很瘦，而且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多吃一点，多长一点肉，因为他们知道体型匀称一点会更好看。但问题是，他们做不到。

你可能会想说，这有什么差别呢？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差异很大。虽然这都是厌食症的表现，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下，症状背后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的青少年来说，这个含义很明确。媒体不断地渲染，对于身材的自控是一种多么优秀的品质。这会让一些青少年，特别是完美主义的青少年，通过限制自己的身材来认为自己是在自律，不断获得快乐和成就。那这样一个不断的自我限制，然后获得成就的过程，就会形成一个让人难以自拔的正反馈循环。

可是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下，体型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极端。比如，在对于香港厌食症患者的探访中，作者发现，这些患者并不是所谓的“完美主义”，通过限制自己的饮食来获得某种极端的成就感。但是，对他们来讲，不吃饭这件事情有着别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象征着团圆。如果一个人拒绝吃饭，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表达他不想从属于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心里有一些委屈是没有被看到的，所以他只能用躯体的方式来表达不合作。

身心一体的情绪表达

有一个成语叫做“难以下咽”，指的是在遇到一些不能接受的事情，或者产生情绪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把它给咽下去的。

请注意，这里边的“下咽”是一个双关，它既包含了忍气吞声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也包含了咽下食物的动作。

很多中国人的身体反应和内心感受是高度统一的。当我们在描述一些身体反应的时候，其实很难区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躯体的症状，多大程度上是情感或者人际关系层面的症状。

一些地区甚至会把“难以下咽”发展为很独特的症状，叫做梅核气。老一辈可能会经常用这个词，“梅核气”指的是有些人会体会到，喉咙部位好像始终有一个障碍物卡在这里，吞不下去，但是又检查不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其实这就是我们在用身体这样非常直观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有气咽不下去。所以，受委屈的人很容易有“梅核气”的躯体体验。而这个体验其实和沃特斯在香港发现的厌食症患者的症状是高度相关的。因为他们大都是在家庭中处处受气的一群人，受气的结果就是最终发展成了对食物难以下咽的症状。

你看，当我们在理解这个症状的时候，文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对于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讲，他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情绪上的委屈会变成吞咽这样的躯体因素。可是如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你就能够理解身心一体，这样在理解这种躯体问题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可以把它和情绪经验结合在一起。

再举一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很熟悉，也是一个身心一体的体验，叫做“上火”。这是一个中医的表达。在中国的文化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经历过“上火”的体验。

如果完全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它可能就是一种炎症反应，或者是病毒感染造成的溃疡。可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情绪。我们可能最近很焦虑，压力很大。在承受各种压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上火。其实这种身心一体是我们中国人经常用的一种情绪表达的方式。

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哈佛大学的医学人类学者，叫做阿瑟·克莱曼。他在中国湖南湘雅行医，做过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他当时发现，中国人的抑郁症检出率比西方要低好几个数量级。通过自己的医学实践，他还发现，中国的很多抑郁症患者，主诉不是自己的情绪不好，而是会有一些躯体方面的问题，比如头疼、肚子疼这种躯体的不适。

可是如果只从内科的角度去检查，你检查不到躯体层面的病灶。这些声称自己不舒服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在躯体上有病变，而是他在心理上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可是他没有办法直接说自己不高兴，只能够以身体不舒服的方式来表达。当他们服用了抗抑郁药之后，这种躯体的症状也会大幅度缓解。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老一辈身上看到这种现象。当不高兴或者受委屈的时候，他们不会直接说自己现在的情绪是什么，而很有可能是躺在床上告诉说他身体不舒服，特别没有力气，不想吃饭。当这样的情况出现，除了要去进行身体的检查之外，我们还需要多一个心眼，去想想有没有可能这只不过是他在用身体的方式向你表达一些心理或者情感层面上的诉求。

当我们理解了在这些症状背后的文化或者心理层面的含义之后，这给我们处理这些症状带来了一个新的启发。如果我们能够在症状的背后看到心理意义，也就是在文化层面上的表达，我们就可以去改变这个人在生活、工作、家庭或者人际关系中的切身处境，某种意义上缓解症状。我把这种方法就叫做“看到症状背后的心理意义”。

症状背后的心理意义

大家举两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在《5%的改变》这本书里边记录的一个真实案例。

有一个人给我写信求助，说他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要多吃东西。这个症状跟厌食是相反的，属于暴食。多吃东西本身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可是对这个人来讲会有一个健康方面的风险。因为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血糖。如果进食太多导致血糖太高的话，这会带来风险，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他非常苦恼。

跟这个人交流的过程中，我告诉他，对他来讲，吃东西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他可以通过吃东西来获得快乐，这就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意义。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为了健康，他可能需要限制自己的饮食。可是如果健康管理的代价是剥夺掉生命中最主要的乐趣，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用牺牲掉生命质量的方式去延长生命。

你看，我把这个矛盾提炼出来，让他看到吃东西这件事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单纯地在追求自己生命中美好的体验，提升生命的质量和快乐。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比如寻找生活中其他能让他感觉到生命有意义的事情，以及研发一些食谱，既能控制血糖，又能感受进食的快乐。这样的方向帮助他用一种更安全的方式提升自己生命的质量，从而缓解了他的症状。

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案例。这个人有强烈的毁掉自己的冲动，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划伤自己，制造了很多的风险。同样，他也很难自控，身边的人也对此有很多的不理解。在跟这个人交流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他必须要去满足很多来自家庭的期待，哪怕有的时候，这些期待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不得不去按照家人期待的方向做很多事情。我就问他，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以及为什么他需要为家人的期待承担这么多责任。

在小时候，他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当时为了治这个病，父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在某种层面上，他会觉得父母花费了很多的代价换回来这条命，他的生命不属于自己。我问他，他是不是想在象征层面上把生命还给父母，也就是说父母曾经花了那么多代价给他的这条命，他要还给父母，然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未来的生活。

这种自我毁灭的冲动，被赋予的意义是在象征层面上完成一个对他父母的交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隐秘但是又非常重要的动机。

当意识到了这样的意义之后，我们可以用很多象征化的手法来完成对自我的权力赋予。

建议这个来访者用一种更明确的方式和父母完成交割。也就是要和父母沟通，感谢父母在过去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会以某种方式来回报恩情，但是也要明确地告诉父母，接下来他希望在一些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规划。当这样的意义可以用语言的方式去实现的时候，其实他就不需要再用症状的方式进行无意识的重复了。

其实这也可以被用作是心理咨询的技术。我们为症状赋予意义，当症状的意义被看见的时候，这个症状的形式本身也就被缓解了。我们如何去为症状赋予意义呢？这就要从文化的视角去看到这个症状是如何为病人发出声音的。

我们要如何去发现症状的意义呢？显然不是从我们所谓的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框架中解读症状的意义，而是要回到这个人的生活和文化中，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去听到那些来自文化和个人生命经验的声音。而从这一点出发，也就引向了心理咨询的一个新阶段，叫做“后现代心理治疗”。某种意义上，《像我们一样疯狂》这本书也可以作为是后现代心理治疗的一本启蒙书。

《心理疾病”真的是病吗？》

本篇主题：探讨心理疾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和表现，以及如何从文化和心理层面去理解和处理心理疾病的症状。

一、关键论点：

1、心理疾病的理解和表现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

2、厌食症在香港与西方的表现和背后含义不同，反映了文化对心理疾病的影响。

3、中国文化中对食物的态度与西方不同，影响了厌食症的表现形式。

4、心理疾病的症状可能与文化和个人的生命经验有关，需要从文化层面去理解。

二、支持证据：

1、香港厌食症患者与西方患者相比，没有体象障碍，他们认识到自己很瘦，但无法增加食量。

2、中国文化中，一家人一起吃饭象征团圆，拒绝吃饭可能表达对家庭的不满或内心的委屈。

3、“梅核气”症状体现了中国人用身体反应表达情绪的文化特点。

4、阿瑟·克莱曼在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抑郁症表现与西方不同，更多体现为躯体症状。

5、案例分析：一位暴食症患者通过寻找生活中其他有意义的事物和调整食谱来控制血糖，改善生活质量。

6、另一个案例中，一位有自毁冲动的人通过与父母沟通，明确自己的责任和愿望，减少了自毁行为。

三、作者观点：心理疾病的理解和处理需要考虑文化背景和个人的生命经验，症状背后可能有深层的心理和社会意义。

四、总结：文章通过分析厌食症在香港和西方的不同表现，探讨了文化如何影响心理疾病的理解和症状。作者强调，要真正理解心理疾病，需要从文化和个人生命经验的角度去探索症状背后的深层含义，并提出了后现代心理治疗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