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是我的山,母亲是我的河。
父亲去世那天,我哭着说:这世上,我再也没有可以叫爸爸的人了!
父亲出殡的前一天,来了很多人,祭奠的花圈,从灵堂一直摆放到了马路边,一眼望不到头,像一条指引天堂的白色长飘带。
都说葬礼,是做给活人看的,但父亲是个极其爱面子的人,那样的排场他应该是喜欢的。
人这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生死死这样的事,似乎也慢慢看淡了。
脑海里常常会浮现最后一次看见父亲的情景,那天,我要回江苏。他像往常一样,执意和母亲要把我送到大院门口,父亲就那么静静的坐在石阶上,双手交叠撑在拐杖上,慈眉善目的看着我和母亲一边告别,一别着急拦车去赶火车。
当时父亲的气色,没有丝毫的病状,甚至带着一圈晕黄的光圈。只不过短短数日,和父亲再见时,竟已是天人永隔,永不能再见。
人大抵都是这样,拥有时从不在意。失去了,才会觉得曾经的点滴,收集起来,都是值得放在脑海里无限回忆的珍品。
(一)
父亲退休后,国家分了房子,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六枝。
90年代初,通讯远没有现在便捷,在那个电话座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打工潮”席卷全国,从城市,到农村,很多人都会离开家乡,去远方的陌生城市,奋力拼搏,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大院小卖部的公用电话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了。我记得那时候不仅打电话收费,接电话也是收费的。
谁家要是安装了电话,那绝对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我们家算是大院里为数不多最先安装了私人电话的人家。父亲却是不愿声张,也再三告诫电话号码不要随便乱说。
怎奈人多嘴杂,这样的“喜讯”很快就传播开去。到家里来接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多。
“刘叔叔,你家老大打电话来了,快来接。”
“张伯娘,你姑娘打电话来的时候,来喊你家没得人,我爸让她晚上再打过来,你们在家等好了,不要乱走,到时候又接不到了!”
“幺妹,我家老三有没有打电话来哦?”
“还没打来,打来我会来喊你呢!”
……
自从父亲在家里安装了第一部座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傍晚,我的任务就是屁颠屁颠的去通知周边的邻居来我家接电话。
慢慢地,家里似乎变成了大院里重要的感情沟通站。傍晚,大家不约而同的聚集在楼下,偶尔都会带些瓜果糖枣,一边闲话家常,八卦着大院里的各式新闻,一边盼望着电话铃声的响起,看会不会正好能接到打给自己的电话。
父亲这个时候通常会让母亲用烧开水的大水壶,煮上一壶苦丁茶,放到中央,让大家解渴。
只是从那以后,去小卖部买东西,年少无知的我不明白小卖部阿姨的态度为何变得冷淡很多。
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父亲让大家接打的电话是从来不收费的。
(二)
我们住的县城不大,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织金”或者“纳雍”老家那些亲戚,“上昆明,下安顺”,自然就把我们家当作一个落脚点。
我常常会在半夜被吵醒。迷迷糊糊的听见房门外的客厅里有人说话。
“幺姑爷,不好意思,大半夜还来吵你们,从昆明下来的这班火车太爱晚点,今天又晚点一个多小时。我们……”
又是一个半夜来投宿的亲戚,在向父亲解释着什么。
“不得事的,赶快把东西放下来,热两个菜你们吃了再好好休息”
父亲不等来人说完,便嘱咐母亲去准备吃的。
“不用了,我们在车上吃过了呢。”来人连忙拒绝。
“吃过么早了,先洗把脸,洗好吃了早点睡。”
……
我用被子蒙住头,憋着一肚子气。在锅碗瓢盆的催眠曲中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人已经走了。
“妈,昨晚又是哪个来了?”虽然知道就算说了我也不认识,我还是忍不住会问母亲。
“你大娘舅家儿子,说家里头有急事,从昆明赶回家,今天一大早上就走了。”
“来了就走,我们家又不是旅馆。”我忍不住埋怨。
“出门在外,谁没有个难处,能帮就帮,一个小孩子,不懂不要乱说,他们愿意登门就是好事。”每次父亲总是面带愠色的教育我一番。
“有什么好的,吵得晚上觉都睡不好!”
我至今不清楚老家到底有多少亲戚。
只听父亲以前说过,一家吃顿饭,吃一个月亲戚也走不完。
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却没有“落叶归根”的原因,父母对老家来的亲戚总是格外热情。
只是,对于当时才十几岁的我来说,是没人理解比父亲还大几岁的人,我叫大哥。比我小不了几岁的人,却叫我“姨奶奶”时我内心抗拒的心情。
直到现在我回故乡的老家时,三餐都有人来请,摆上桌的一定是他们家中最好的饭菜时,我才明白父母当初的良苦用心。
再过几日,就是父亲的“祭日”,我也任由怀念父亲的各种情绪爬满心房。
马上就要放暑假,照例,我会抽一段时间回家。一是探望年老的母亲,借由这样的机会维系与家乡亲人的感情。二来,故乡素来誉有“凉都”的美称,也可趁机逃离这闷热的“桑拿”天气,享受一趟美妙的快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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