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人”与“社会人”（三）

          -----章永麟形象刍议之三

                     文/黄文高

“生物人”与“社会人”（三）

章永麟在沦落成为“生物人”后，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仍然在暗中影响着他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他对人生、对异性的态度，使他在心理上又不由自主地抗拒这种非人的蜕变。他对自己的“堕落”感觉倍加痛苦，精神上的自我忍不住在呻吟：“我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每到夜晚，“白天的种种卑贱的邪恶念头”使他吃惊，他“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开始“颤粟”，开始“诅咒自己”。这说明他并非是一具行尸走肉，并非只顾饥饿和填饱肚子，他虽因迫人为兽的环境有些沉沦，但他的人性却并没有完全泯灭。他知道“饿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他也懂得“人的美好感情，并不是象我原来认识的那样，被饥饿和艰辛的鞭子驱赶得一干二净了。”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价值和人格等人的社会属性，在章永麟的人生观中从未泯灭。

作者从一开始就赋予章永麟与众不同的有文化、有教养、善思辩的素质，章永麟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知识分孑身份。他深感自己与马缨花、海喜喜、黄香久之间有着不可弥补的精神鸿沟。他不时地从革命导师和先哲们那里领悟人生的真谛和摄取精神的食粮，借以超越自身内在的和外在的异己力量。

章永麟毕竟是章永麟。他与周围人的显著不同就是他“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而这种“清醒”又每每使他不甘沉沦。“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对隐匿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属于人自身弱点的沉思”，是时时闪现在他心中的火花，使他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极端险恶的现实环境和政治漩涡中，他仍然坚持在夜里写日记、听广播，凭着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理解，力图维护心中对人生、对前途的美好向往，并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明辩善恶，觉悟真理，坚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种可贵的觉醒，这种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的慧眼，正是他得以超越的思想火花、心灵种子！

长期的非人环境的压抑使章永麟产生了逆反心理，环境的压抑愈深，其逆反心理也就愈强烈。他不甘自溺于非人的生活，强烈求摆脱非人环境和非理性本能的束缚，不愿意让自己的“岁月和智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以往几十年的文明教育，毕竟使他不能“靠本能生活”，“他的整个人格绝不会容忍自身的毁灭”。他不满意现实，不满意黄香久为他精心布置的家庭，他“害怕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淹没自己”，“他渴望着恢复人的本能，人的尊严”。他认为“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硬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他对周围人们的变态心灵感到担忧，对非人的监狱生活感到厌恶。摆脱周围的一切羁绊，“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是环境压抑下的逆反心理给他带来的必然要求。

生活环境的变迁和周围人物的相互影响，给了章永麟思想火花迸发的外部基础。在这些“星星之火”的燎原下，章永麟沉睡的自我意识渐渐苏醒，并开始在沉沦中超拨自己。从“黑衣囚犯”到农场的农工，他的地位有所改变，活动范围有所扩大，行动也较为自由。他回顾多年非人生活的“再教育”，再也不天真地认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他对自己两次走进牢房并不感到有罪，“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凉了会生病一样……”时代强加给他的“右派”意识，他已经开始抛弃了。

从饥饿的解除到生理功能的恢复，周围的人物无不给以章永麟超越的潜在力量。马缨花使他不再具有饥饿感，还一再叮嘱他“好好念书”。海喜喜也“把荒原人的那种粗犷不羁，不知不觉地注入了”他的心里，使他“获得了实在感，获得了社会的物质存在的属性”，第一次体会到自己作为健康人的力大无穷的幸福感。从此，他的理性意识、他的超越，有了血肉丰满的驱体的依附，有了蓬勃的原始生命力的强有力的支撑，有了健康的心灵支配。而他与黄香久的结合，虽然不能相互理解，没有爱情，但“作为生活主体的婚姻毕竟还是解泄了章永麟生理、心理和社会的被压抑感，自觉不自觉地调节着他的精神结构层次，激扬起他精神上沉慢的积极因素。”黄香欠用自己的一切包括肉体去拯救章永麟，把他塑造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大自然也用“默默无言”来教诲他“净化自己”，先哲和圣人及时给他指点迷津……这些都促使他找到了自己“失去的轨迹”，获得了超越的基础。“没有黄香久和象黄香久一样既美丽又残缺的西北高原，也就不会有章永麟落入社会底层后的人生的体验和更高的理念追求。”章永麟生理功能的恢复，象征着他“自由意志”和“创造力”的获得，于是他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要奋起，要超越自己的生物本能的羁绊，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自己写的、想的告诉别人，为变革严酷的现实而冲锋陷阵。

“生物人”与“社会人”（三）

主人公章永麟从“生物人”向“社会人”不断复苏并超越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作为自感罪孽深重的“资产阶级右派”，他想适应环境，自食其力，于是真心诚意地按“筋肉劳动者”的标准改造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他又对自己逆来顺受的环境感到受压抑，觉得背负了自己几十年所受的文明教育。一方面，他因意识到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对海喜喜、黄香久等人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一方面，他又通过不断的痛苦反省而更加自觉地向“怀着最美好感情的体力劳动者”靠近。他时而暗生邪念，“在一个野蛮荒唐的时代里，以野蛮人的方式去荒唐地生活。”他时而又对自己的“堕落”感到羞耻和痛苦，对民族的劣根性感到担忧，警告自己不能“靠本能生活”。这几重矛盾彼此间相互影响和重叠，造成了章永麟精神面貌的极端复杂性-----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交叉存在，灵与肉的需求此长彼落。当“灵”的需求占上风时，“肉”的需求便暂时平息，他表现为一个“社会人”；当“肉”的需求占上风时，“灵”的需求便暂时平息，表现为一个“生物人”。这是一种必然的矛盾斗争过程，揭示了主人公章永麟时而失去理性又时而清醒、在环境压抑下不得不屈服又不甘屈服的真实心理状态。

由胃饥饿到性饥渴，“由肉体的畸形到精神的迷离，由感情的危机到心绪的平静，由本能的复苏到理性的觉醒”，章永麟终于穿过了“水与火与剑与蛇筑成的全部练狱”。这个充满磨难的艰辛的历程，就是主人公章永麟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超越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历程。它“异常深刻地反顾和遣责了那个灭绝人性的时代，同时又诚挚热切地发掘出促成人性复归的蓬勃着的元素”。它对警世喻人，对人们痛定思痛、反思那个可怕的时代，将具有其它工具无法替代的作用，而章永麟这个从“生物人”向“社会人”不断复苏并超越的人物形象，也必将在文学画廊中留足应有的地位。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是“伤痕文学”中当之无愧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