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读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人性论》，发现人性之中，共通的东西并不因中、西或古、今有丝毫差别。我们并没有因为生活在科技、经济高速飞跃的历史转型期，就与古人在人性上有了多么大的不同。更多的惊诧还来自西方的文化人，直面人性的果敢与坦然。谈及人性，亦可赤裸相见，毫无丝毫修饰与伪装。
做人善恶之理，大家自小便学得很多。从儒家鼻祖孔老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到集大成者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善之“天理”，或者说怎么做是对的，大家心里都已然明镜。《朱子语类》里就有这样的描述“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朱老先生就是想告诉我们，所谓“天理”就是人的基本需求，“人欲”是指超出了人的基本需求欲望，如私欲、淫欲、贪欲等，这些欲望是要革除的！实现人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应该满足了。这条理论，总结得还是非常简单的。
抽象的谈理论总是很容易的。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质能守恒定律，就是爱因斯坦提出的E=mc^2，但是这个公式，离利用它的原理造出来核武器来还很远。当我们看一个人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理”，去跨领域做指导的时候，最好保持沉默，看着他的表演。想当然是容易的：中国十四亿人就找不出11个踢足球的吗？中国就造不出来芯片吗？工作的时候认真点还需要加班吗？每天坚持一小时锻炼（读英语）很难吗？炒股不就是低买高卖吗？可最终的结果呢？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与大卫·休谟几乎同一时期的中国著名思想家戴震（1724年－1777年），就发现了这个“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残酷事实。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批驳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并指出，宋儒轻言天理、公义，而轻“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说白了就是：说着好听，做起来难！
做起来，确实难！就连朱熹老先生之所以能从朝堂之上，退隐蜗居专心地去编写著作，也是由于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的沈继祖彈劾朱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纪委立案了。沈继祖罗列朱熹的十大罪狀，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其中还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家妇不夫而孕」。单这后两条一是：朱熹曾引诱两个尼姑作侍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二是：朱熹家中的儿媳则在丈夫死后还怀上了孕……最后，沈继祖提议将朱熹斩首，以绝“朱学”。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历史总是让人细读极恐，若是理论派高高在上，一面自己穷奢极欲，一面却又教育人民勤劳忍耐，那是多么可怕的恶啊。
国人，在接触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思想时，对于洋人们总是爱说：“神啊，请您宽恕我吧，我们都是罪人”，似乎很难理解。我神州之文化，自古谈来都是提倡“仁义道德”，怎么你们这些蛮夷之流都是如此邪恶，有的还能联想到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实则中国文化中的“罪”，也是古已有之。罪，原字为辠，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就是：皱着鼻子辛苦劳动）。秦始皇统一文字时，以辠似皇字，改为罪。罪既与皇有关，自然也就和律法有关，没有律法也就没有罪。根据所违背的律法的不同，中文的一个“罪”字，在英文中其实对应了两个含义：“crime”一词，是指违反世俗法律的行为或称罪行；而“sin”则指宗教概念，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也就是我们经常翻译成的“原罪”。新约圣经中通用希腊语词汇ἁμαρτία（hamartia）在中文版里被翻译为了“罪”。不论从旧约圣经的希伯来语，还是新约圣经的希腊语而讲，“罪”在圣经的中的意思都是为“未中标记”或“未中目标”，是古英语中的箭术词汇。
地域虽相隔数万里之遥，秦小篆的“罪”字，却也恰似一个射中靶心的箭，古老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否正想告诉我们，与靶心（完美）的距离正是我们的SIN（恰与古字辠中的“辛”同音）。
细细品味，“我们的心中住着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如果我们总是和那个魔鬼去比较，就会发现自己各方面都还不错，这就好比我们总和班上的倒数第一去比，即使其实只是倒数第二，也足够值得沾沾自喜。然而，我们向着天使去靠齐，去发现自己的不足，审视自己的罪，这样就有了改正和救赎的机会，加之以努力，岂不就成了离第一最近的那一位。
“照镜子、正衣冠”，日省吾身，我读到了自己的罪，生下来就有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