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簃斋摭录三则（19）
杨府
阙簃斋摭录三则(19)
1，汤用彤性情温和，与世无争。当鼎革易代之际，时北大校长胡适邀其南下，拒之，坚为留守；后选为校务委员会主席，旋改任副校长。《人民日报》主办胡适批判会，知汤与胡交深，故数让其发言，不得推辞。时批胡火力甚猛，心如被汤镬。激动之余，脑溢血犯矣。昏迷近月余。自此半身不遂，亦因此得免于与世周旋也。
2，严耕望初受知于钱穆，再蒙傅斯年赏识，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后颠沛有年，由四川李庄，而南京，而台湾之杨梅，而南港，皆能随遇而安，视史语所为治学乐土。穆屡招其赴港辅助，皆辞谢不就；至一九六四年，始勉应之也，得充新亚研究所导师。严视穆为终生之师，然治学取径，实与穆远，而犹近史语所宗风。盖穆中年后，舍考证之细而求义理之大，故尝诲之曰：“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亦仅为二流耳。”严未遵师训。穆乃隐讥其所治之学为“专家之学”；而严亦曰：“我虽受业于宾四师，亦情同父子，然于学术，又非先生最主要之传人！因先生之学，从子学始，重学术思想史之研究，从而贯通全史……先生门人长于此且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最雄，我仅为先生学术之一旁支耳。”余英时亦指严：“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者，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也。”观诸严氏之学，良有以也。
3，严耕望为学，最讲计划，且能持之以恒，故规制甚巨而所获甚多。虽如此，其《唐代交通图考》费时三十七年，仍非完璧；《中古佛教地理》未成，“笔耕室治史五书”亦仅得其三，可见人尽其才之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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