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杨伯峻先生的译文和注释：
孔子说：“参呀！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曾子说：“是。”孔子走出去以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子道：“他老人家的学说，只是忠和恕罢了。”
“恕”，孔子自己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自己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吾道”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也就是说，忠恕是为仁的功夫与方法，忠是成己的一面，恕是成物的一面。如果做到了“忠恕”即可达到“求仁而得仁”的自觉的精神状态。忠恕作为“仁之方”，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层次递进的要求：从消极方面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方面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者是要求人们将心比心，对于不愿别人损害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自己也不应当以这种思想和行为去损害别人；后者是要求人们视人犹己，由自己之心去理解、推知他人之心，去积极地利人、助人。总之，忠恕是做人和待人的一种方式，尽己为仁，推己及人，是求仁、为仁的基本途径，是为人处世的“黄金法则”。
但《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孔子回答子贡之问不难发现，尽管如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且忠恕同为尽己推己之“仁之方”，但孔子似乎有意突出“恕”字。
“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你所不愿遭遇到的，千万别强加给别人。“忠”是“恕”的积极一面：你想要的，也要帮助别人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从“终身行之”的角度，“忠”是对别人做有益的事；“恕”是不对别人做有害的事。“忠”是“做”；“恕”是“不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的只是一种品行；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需要能力的。因而，“忠”不是人人能做、时时能做、事事能做的。更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简单地以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就是强加于人。所以对“忠道”的践行，必需尊重他人的独立意志，切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否则难以“立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道”行之不易，关键在于“克己”“修己”而“身正”。端正自身，使其合乎道义，合乎人性，还要能善解人意，尊重和善待他人，在此基础上，“修己以安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携手共进，各得其所。
“忠恕”之道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顾及别人的思想感受，把他人与自己放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思考和对待，尊重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这就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共情或同理心，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
联系到家校共育的现实，有的老师与家长沟通的方式由于缺乏共情，没有反馈，没有互动，有的只是老师单向的说教，这种“一言堂”的结果只能是沟而不通，根本达不到沟通的目的，损害亲师之间的感情。
共情是站在对方立场思考的一种方式，是人际沟通的重要法则，是亲师正向互动的基础。许多亲师间的冲突，往往是同理心的缺乏。亲师之间要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就应该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相互理解、体谅、关心、支持。
再从学生而言，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孩子们对尊重心理感受的需求极为强烈。如果不重视共情能力的培养，而只看重学生的竞争结果，那么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会结出恶果。校园欺凌时时发生，应对之策，感同身受意识与能力应该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家长，我们自己要有感同身受的意识和能力。我们要先从自身做起，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多对学生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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