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17年，中国一共有11所音乐学院。其中，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名叫 “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创办于1927年11月27日，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所，也是亚洲第一所音乐学院。
但在那个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年代，许多中国人认为学习数理化等先进科学技术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学习其它知识，因此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音乐等艺术性学科的重要性。
虽然，当时的学校有教音乐，但更多的却是与其他学科混合在一起，是选修的一门课程，无足轻重。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一个人却因为热爱音乐，留学海外，学习和掌握了一整套音乐理论。回国后四处呼吁创办音乐学院，最终成功创建了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我们熟知的《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xiǎn]星海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位一手创建了国立音乐学院的人，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的萧友梅。那么，他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才创建了音乐学院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萧友梅的人生故事。
1、留学德国，学业出众
1884年，萧友梅出生于广东香山县。萧家与孙家是世交，因此萧友梅自幼便与孙中山熟识。
1901年，家境殷实的萧家花30多两银子为萧友梅捐了个“监生”的身份，出资让他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不久，萧友梅见到了被清政府通缉的孙中山，便让他藏在自己家中。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萧友梅果断加入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在日本，除了革命，萧友梅还爱上了音乐，为此他花了大量时间去进修钢琴和声乐。
1907年，萧友梅在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上连载发表《音乐概说》一文，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西洋音乐通论。
回国后，26岁的萧友梅服从家里的安排，参加考试并得到了一个七品小京官，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
中华民国成立后，萧友梅以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员的身份进入到民国官场。然而任职不到两个月，宣统帝退位后，袁世凯盗取了革命果实，成立了北京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被迫解散。
作为遣散的善后补偿，北京政府出钱让原临时政府工作人员中的60余人公费出国留学，萧友梅也在其中，他选择前往德国学习音乐。
德国是个音乐方面的先进国家，巴赫、贝多芬等大音乐家都诞生于此。在这里，萧友梅利用一切时间学习和研究音乐，并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拿下若干个第一。
1916年，萧友梅用德文撰写了博士论文《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它是中国音乐方面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内容震撼了整个西方音乐学术世界。
1920年，萧友梅回国后前往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在正常上班之余，他还兼职去其他学校教音乐课。有事没事就向领导呼吁，希望成立专门的音乐学院，提高音乐在教育界的地位。
但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国人认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就足够了，因此没人重视萧友梅的提议，甚至有人觉得他的言论太荒谬了。
2、屡遭挫折，成功创办音乐学院
在萧友梅呼吁了一年多后，蔡元培在北大开办了许多社团，希望以“美育代宗教”，提升国人的凝聚力。他亲自担任音乐研究会会长，邀请萧友梅担任音乐研究会导师。
一年后，萧友梅接替蔡元培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刚上任，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北大提出把音乐研究会变成音乐学院。
蔡元培非常支持，但评议院却坚决反对，他们无法想象音乐院竟然能与文学院等大学院有着同等的地位，最后校方只同意将研究会改为传习所。
它可以独立招生，地位比一个学院低，基本等同于一个系。就这样，萧友梅迈一步退半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问世。
除了日常授课外，萧友梅努力介绍和推广音乐。
没有声部和乐器，萧友梅就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创作。没有歌本和教材，萧友梅就带领团队进行编写。
1922年到1923年，他与词作家易韦斋共同创作了歌曲合集《今乐初集》，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歌曲专辑，也是许多学习声乐的学生学唱的入门歌曲。
在萧友梅与传习所的共同努力下，1922年教育主管部门将音乐课由选修改为必修，并承认了音乐系的独立地位。
1925年孙中山去世，萧友梅把在德国创作的《哀悼引》改为《哀悼进行曲》在北大演出，以纪念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辈与战友。
1927年6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国民党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职。对南京政府恨之入骨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他南下不到一个月后，开始大力整顿学校，北大等九所国立院校合并，音乐、戏剧专业被撤销，萧友梅辛辛苦苦维持了五年的音乐传习所就这样消亡了。
为了继续筹办音乐学院，萧友梅找到蔡元培，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为萧友梅争取到6万元，但北伐战争尚未结束，政府回复萧友梅，等战争结束后再行拨付。
或许是靠裙带关系上下运作，或许是萧友梅的执着让官场中人动了恻隐之心，曾与萧友梅短暂同事的杨杏佛为他搞来了3000元。
为了迅速把生米煮成熟饭，萧友梅急匆匆赶到上海，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成立了国立音乐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它是紧随欧美后成立的世界第18个、亚洲第一个音乐学院。
建校伊时，作为学校仅有的六名教师之一，萧友梅事无巨细的处理全院的行政教务工作，讲授全院的理论、作曲等课程。
同时，萧友梅也是一个非常刻板和严谨的人，有名门望族的子女想入学，但考试不及格，托蔡元培说情，被他直接回绝了。他的堂妹差两分才能毕业，也被他要求退学。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他还多次前往南京讨要款项。后来国家经济好转，南京政府为大学的校长拨发专款，用以购买轿车。他却将其用来购买学校音乐会上缺少的高级钢琴，每天走路上班。
因为性格古板，不懂变通，萧友梅在学校也为自己树立了政敌。教务主任一职，他本来想请好友来担任的，但当他发现在校兼职的黄自能力和才干都更适合这个职位时，果断放弃了对自己更有利的好友，转而登门邀请未必支持自己的黄自。
黄自留学美国，先后在欧柏林学院和耶鲁大学学习，是当时国内对欧美近代专业作曲理论掌握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人。
在黄自的帮助下，中国专业理论作曲教学初步成型，为中国音乐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模板。像江定仙、贺绿汀（tīng）、冼星海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3、艰难维持，最终倒在前行的路上
然而国立音乐院成立不到两年，南京政府突然宣布，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国立音乐学院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好不容易迈出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的一大步，又不得已退半步，他多次要求辞职均未被批准。
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因国民党军队面对日军不作为。日军杀死1万余名中国人，当时政府所派交涉人员也被枪杀，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同时也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一个月内，萧友梅连写《国难歌》《国耻》《国民革命歌》三首歌曲，他说这里的歌词是我们悲壮的叫喊，这里的曲谱是作战的武器。
九一八事变后，萧友梅又一次迅速投入创作，他写出了抗日歌曲、二部合唱《从军歌》。在他的带动和鼓励下，国立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
或许是忙于普及现代音乐，想要将心中的理想实现，萧友梅48岁才结婚，51岁孩子才出生。就在孩子出生的1935年，国立音专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不用再搬家了。
然而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国立音专被敌机轰炸，学校变成危楼，萧友梅不得不带领师生再次搬家，他们拖着笨重的乐器和图书，在逃难的队伍里，显得格格不入。
即便耳畔炮声隆隆，萧友梅依然举行了开学典礼。在典礼上，他说：“我们的校舍虽在炮火之下，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准备，我们要建设一个更伟大的音专。”
三个月后，上海沦陷，国力音专搬进租界勉强立足。
国民政府逃到重庆后，想要给国立音专经费，只能通过地下钱庄，但每次的钱要么少，要么拖延，萧友梅苦苦守候着，期待转机的到来。
萧友梅本就患有肺结核，由于战乱和劳累，他严重营养不良，旧疾复发。1940年，他频繁出入医院而不见病情好转。加之物价飞涨，教职员们普遍入不敷出，国立音专越来越朝不保夕。
1940年12月31日，寒风刺骨。已经弥留之际的萧友梅叮嘱身边的人，考试用的钢琴旁边有一个外通天井的门户，门户有一条长缝，会吹到弹琴者的手，使之动弹不得，要用硬纸裁一纸条把门缝封闭。
说完之后，这位伟大的“现代音乐教育之父”彻底闭上了双眼，终年56岁。
冼星海曾说：“歌曲对于革命，犹如盐对于人类，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盐能增加人类的体力，歌曲能增加革命的力量。”
在那个年代，中国内有各路军阀的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
但在无数革命先辈的带领下，在萧友梅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经过英勇顽强的奋斗，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这其中，歌曲的力量不可忽视。而萧友梅为中国现代音乐的普及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努力，必将永载史册，被后人所铭记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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