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欧阳修先生的文章——《相州昼锦堂记》，文章在《古文观止·卷十》中也有收录。
相州在哪里呢？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昼锦堂是谁建造的呢？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元老韩琦在故乡相州任职时建造的一座堂舍，名字暗含“衣锦还乡”之意。该建筑至今仍留存，并成为安阳的一个历史人文景点。
问题来了，欧阳修先生为什么要给昼锦堂写下这篇记文呢？先生在文章中又都写了什么内容呢？
我们先看第一段：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 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古往今来，我们都很认同“衣锦还乡”的观念，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当功成名就、腰缠万贯的那一时刻到来时，便要回到故乡，这是很引以为荣的事情。反之，要是你穷困潦倒，或者是人微言轻，又或者是囊中羞涩，那么你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衣锦还乡”了，即便还了乡也没人认识你。这一段中作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季子，即苏秦，当时他游说秦国不成功后回到家，嫂子都不为他做饭，在《战国策》中也有记录，说他“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另外一个是朱买臣，其家穷，因此妻子抛弃了他。
都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确，功成名就、腰缠万贯与碌碌无为、身无分文的境遇是天壤之别的。所以，为什么读书人要那么努力地寒窗苦读呢？无非就是为了飞黄腾达，摆脱过去“寒碜”的生活，好衣锦还乡，好出人头地，好光宗耀祖。
然而，也有例外，比如大丞相魏国公，也就是韩琦。那么，韩琦是什么样的人呢？接下来的第二段写道：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知道，韩琦出身不凡，且其年轻时便已经高中进士，担任显要的官职，可谓是“少年得志”，令人羡慕和钦佩。可是韩琦并没有因此夸耀自己，至于那些宝马雕车、华服美玉也并不使他感到荣耀。相反，其志在为人民谋福利、为社稷建功业，以求流芳百世、后人铭记。
这一段承接第一段，以韩琦的高尚情操同世俗的“夸一时而荣一乡”的价值观做比较，更彰显出韩琦之为人。
接下来，第三段中则出现昼锦堂的身影：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宋仁宗至和年间，韩琦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兼管相州，于是便在后园修建了昼锦堂，并且刻诗其上，以示其志，即文段中说的“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
在作者看来，韩琦不迷失于富贵名利中，而是兢兢业业，始终为君王为社稷为百姓而不遗余力地做贡献。事实上，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他可以称得上是定国安邦的股肱忠臣，是值得人们歌颂赞扬的。文段中给他的这句评语也是非常地有分量：“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读到这里，我们大概也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下这篇文章了，最后一段中其实也说道：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总的来说，这是一篇歌颂人的文章，歌颂韩琦这样的三朝元老不慕名利、永葆本色的高尚品质，与此同时，比较含蓄地批评了追名逐利、恨不能功成名就之后马上衣锦还乡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观念。
读罢文章，并思考一下，如果说文章能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要以正当的方式努力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名也好，利也好，但是在追求的始终过程中应该要保持初心，不可沽名钓誉，不可自矜自傲，不可陷入名和利的泥淖，最好还是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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