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发展规律（三）

第三章：科学决定一切

要说到人类为什么能够战胜其他物种而成为地球的主宰，继而产生超越其他一切物性而为人类所独有的人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的进步，而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的发展。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反对我的观点。反对我的观点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经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逐步走向完善的进化论是科学对神创论取得的重大胜利。虽说进化论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主流，早已为大部分人所接受，但由于进化论本身在因历史、气候、地质破坏和取证方式的局限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本身的不尽完美以及因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与此相关的政治、利益等等原因，使得“创世论”仍然有着很大的存在空间。因此，从这方面入手反对这个观点的某些人，他们打心底就不承认科学，甚至极尽一切方式诋毁和反对科学。

第二、由于科学是希腊古典时代出现的术语，对于中国来说，更是近代才从西方传入的概念，因此有人肯定会问：在近代之前，或者退一万步说，在古典时代之前，科学是什么？

第三、由于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许多科学家无法解释的事物，这跟某些人的心理一拍即合，他们立即将此作为反对科学的“实证”。

在讨论这三种科学的反对者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科学”做进一步了解：“科学”的本义是分科而学的意思，后指将各种知识通过细化分类（如数学、物理、化学等）研究，形成逐渐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是关于发现发明创造实践的学问，它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它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的系统。在一个旧的，密切相关的意思，“科学”还指可合理解释，并可靠地应用型知识的主体本身。科学的专业从业者习惯上被称为科学家。自古典时代，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念。科学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强调实验数据及其结果的重现性。在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的话：“科学”和“自然哲学“有时可以互换使用。在西方世界直到17世纪，自然哲学（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独立的科学分支，与唯物同源。在现代用法中，“科学”经常指的是追求知识，不但对知识本身的一种方式，它也经常受限于研究这些分支寻求解释物质世界的现象。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寻求在自然法则，如牛顿运动定律方面制定知识。而在19世纪的过程中，“科学”一词变得越来越与科学方法本身相关联，以研究自然世界有纪律的方法，包括物理、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它是在19世纪也使科学家一词是由博物学家区分自然知识和知识创造。然而，“科学”还继续使用在广义上表示可靠，可教的知识的一个话题，反映在现代术语如图书馆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也反映在学术研究的某些领域，如“社会科学”或“政治学”的名称。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实践方法。

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科学强调的是方法和过程，而不是结果。然而这些还不足以解释科学其本身的全面性质，科学，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和实践以来，其本身所包含的性质得以更全面地展现出来：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全面发展观；第三，协调发展观；第四，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每当我们看到某些“不合理”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身边某些人感叹：“这不科学！”也越来越多地听人说“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等等词语、短语。显然，无论是胡主席的“科学发展观”还是人们口语中的“这不科学”、“科学的方法”或“科学的态度”等等，在进入中国之后，科学的定义已不再是当初在西方崭露头角时的内容，它的全身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它不再是科学领域的专属，而是进入到科学、社会、人文、经济、军事、金融等等人类所涉及的一切领域。它是人们对自身认识和改造所遇到的任何事物的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总成。也就是说，科学的本质是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态度和方法。

科学的本义是“分科而学”，而分科而学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被分科的对象，其本质是一种认识的方法和过程，而科学在其概念出现之初之所以会局限于“科学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后来的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等，是因为在那时候，人们由于自身工具、方法、经验等等的局限，对世界的认识不够深彻———可以分科而学的事物仅限于有形的物质上的，或者可以用工具、图形、线条等等表示出来的；或者进一步讲，即使有些无形的社会、人文、军事、经济等等方面也可以分科而学，但由于当时历史、社会、政治等等原因，人们接触直至接受科学的概念不得不从人们所熟悉的“属于”科学范畴的数学、物理、化学、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等方面开始，并且逐渐在内心把这些领域的事物定义为科学。然而这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谬误，举个例子：这就好比一个航海家发现了一个从前不为世人所知的岛屿，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岛屿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块形似狮子的石头，于是他就把此岛命名为“石狮岛”，于是这个名字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从此人们都称此岛为“石狮岛”，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岛屿到处都是形似狮子的石头或者整个岛屿就是一块形似狮子的石头。可能这个岛上有着更多的、体积更大的形似老虎、猴子、鸡、鸭、牛、羊的石头，也可能这个岛屿看起来并不像一只狮子，而是更像其他的什么动物或者什么也不像，甚至有可能这块形似猴子的石头之后因为某种原因被破坏或摧毁了，但人们还是会称此岛屿为“石狮岛”；然而人们必须明白的是：石狮，仅仅是此岛屿第一次呈现给人们的那一小部分，不能代表此岛屿的一切，况且这一些都还在变化。这便是人们习惯上对科学的定义的理解：即以仅仅从最初把科学呈现出来的那些事物上来理解科学的本质，或者说把科学的本质限定在最初把它呈现出来的那些事物之上。因此，科学就其为态度和方法的本质而言，它就像一座逐渐拨云见日的大山，人们发现，自己当初对此大山的命名的依据，仅仅是冰山一角。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对科学的定义，只是一种对“第一次”的习惯性跟随而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惰性理解，并不是科学的全部面貌。因此，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是近代史上西方的科学，即：科学有形的“数理”性的一面———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而忽略了科学无形的“人文性”的一面，即：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

因此，科学，不仅仅是方法，更是态度，不仅仅是方法和态度，更必须是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并且，态度先于方法。正确的态度，首先就必须承认自身认识的不足和局限性，只有认识到自身认识的不足和局限性，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从而成就自身认识的无限性。正如《道德经》第七十一章所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便是中国古人对科学最完美的诠释。

因此，科学就人类为主体而言，就其“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态度和方法”的全面本质而言，从人类诞生那一刻便存在了。在原始社会中，科学的主要体现是人类对最简单的工具———石头、木棍、藤条、野火等等工具的使用和改良。人们之所以会觉得古典时期才有科学，甚至觉得到了近代才有科学，仅仅是因为，到了古典时期，由于科学的发展带动的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的进步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逐渐开始有条件将“科学”作为一种态度、方法总结出来，并在特定的学科，如数学、物理等之中加以研究和教学，而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会觉得到近代才有科学，那是因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所谓的统治而向民众宣传的偏见。其实，中国的科学，在上古时期就以伏羲八卦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到了百家争鸣的时候，墨子更是从实践和理论双重角度对科学做出了领先于全世界的探索和总结，只不过这样宝贵的学说和财富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统治理念相悖，所以才使得中国社会在2000年的时间内，在“科学”上没有重大的突破，即使有了重大的发明，如四大发明，也不能很好地投入实践。但是，这里所说的“科学没有重大突破”并非说科学在整体上没有重大突破，而仅仅是指科学在近代史上由于西方列强的崛起而导致的人们跟随西方思维把科学仅仅理解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学科方面，即其有形的数理性方面没有重大突破，即：由于科学在近代史之前人们仅仅能够以其有形的呈现方式———数学、化学、物理学等等学科才能理解科学，所以将科学的范畴规定在诸如此类的学科之内；却忽略了科学在其人文方面的发展。在中国，科学在其真正的现实本身之上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即在其无形的“人文性”方面的发展是远远超过西方世界的。这个只要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虽然中国在几千年内都是世界的绝对领袖，但是只要是在中国文化统治下的中国王朝，从来都没有主动地侵略其他民族或国家，虽说自古人们都喜欢西汉名将陈汤给汉元帝上书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这句话的前提是“明犯强汉”，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犯，而且必须是“明犯”，也就是说：即使是这样一位以战立身的名将，也奉行“能忍则忍”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随意征伐杀戮。而近代的西方列强恰恰完全不同：他们则是“能杀则杀，能抢就抢”———这是分别重注科学两个不同方面性质的必然结果———注重“人文性”的常常被注重“数理性”的欺负———侵略，但常常又会反过来被注重“人文”的民族所同化、征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讨论过的：胜利者未必是道德者，但道德者一定是胜利者！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成为胜利者是成为道德者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整体上：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或者至少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科学的”数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才会有科学的”人文性“，即：才能使人类，或者至少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真正的成为人。也就是说：科学的数理性，在任何一只动物身上都能够体现出来，比如：一只公山羊为了配偶战胜了另一只公山羊、一头雄狮打败原有狮王占有了狮群、一只斗鸡战胜了另一只斗鸡等等———只要他能在某一时刻成为胜利者。而科学的人文性却只能在真正成为人的生物身上体现出来，或者说，只有在某一物种的身上诞生了科学的人文性，这个物种才算是真正的人。这就是我们之前在第一章所说的：人性中稳定的额外欲望的产生。但是，在以前那种通讯手段不像当今世界这么发达的时代，虽说某些野蛮民族在其人性中也却实早已诞生了”稳定的额外欲望“，但是他们还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在这里，我们需要讲述另一个定义事物的规则，即：”火车穿山洞“规则：也就是说，当一列火车经过一处山洞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能用一个状态来形容火车在山洞里面还是外面，我们应该怎样确定：

第一：当火车全部都在山洞外面的时候

这个不用多讨论，即：火车在山洞外面。

第二：当火车全部都在山洞里面的时候

这个也不用多讨论，即：火车在山洞里面。

第三：当火车一部分在山洞里面，一部分在山洞外面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只能用一个状态来形容火车的位置，那么就是：如果火车在山洞外面的部分多，就说火车在山洞外面；如果火车在山洞里面的部分多，我们就说火车在山洞里面。

第四：当火车刚刚一半在山洞里面，一半在山洞外面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只能用一种状态形容火车的位置，我们就应该说火车一半在山洞里面，一半在山洞外面———即：火车中心部位所处的位置。

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比如：不同的人看火车的角度不同导致的视觉差异、人们对火车和山洞长度的把握不一、时间上的差异导致的结果差异，即：人们在不同时刻讨论问题却忽略是事物在这个时间差上产生的变化，比如：两个人首先在争论火车位置时，甲认为火车大部分在山洞外面，乙则认为火车大部分在山洞里面；而此时火车确实是如甲所说那样，大部分在山洞外面。而当他们请来公证人丙的时候，火车却从刚才的大部分在山洞外面变成了大部分在山洞里面，这时，丙由于不了解情况，只根据眼前的事实，认为乙是对的，甲是错的；而当他们请来公证人丁的时候，火车也许又从山洞的另一头出来了，既可能还是保持大部分在山洞里面，也可能又变成了大部分在山洞外面，所以，如果丁还是像丙一样只顾自己眼前看到的事实的话，可能产生很多误判。其实，只有甲乙两人自己心中清楚，当然，如果他们自己本身对火车和山洞的长度都不清楚的话，那么一切都永远不会有答案。因此，真相永远只属于拥有“道之视角”或“上帝视角“，即：能够兼顾时空上所有条件得出最终的中和判断的人。

因此，对于每个时代的人，他们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人，要看他们人性中的额外欲望能不能达到当时人类在整体上的人性中稳定额外欲望的平均水平。也就是我们说的”火车穿山洞”规则中的第四点：火车中心部位所处的位置。但是，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虽然野蛮民族跟先进民族都同时具有稳定的额外欲望，但野蛮民族，或者说任何一个对其他民族发动其略战争的民族，决定其行为的根本因素，都不是其人性中的稳定的额外欲望（之后我们直接称额外欲望），而是其人性中的自然欲望，也就是说：不管这个民族其人性中的额外欲望的水平有没有达到当时人类人性中的额外欲望的平均水平，当侵略战争开始的那一刻，那的行为就是由其人性中的兽性，而不是人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曾经是不是人，但此时已经不能算作是人了。但是，模仿总比自己创造要轻松容易得多，人性即道德更是如此，就像我们在前一章《道德的实现》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的道德，必须要自己首先成为胜利者（通俗讲是现实中物质的成功者），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的过程；然后再成为绝对胜利者，即：找到能够长久维持自身成功的方法，这是一个比成为胜利者更加艰难的过程。因此，如果一个成功者能够找到现成的维持成功的方法，即：道德的体现方式的话，那对于他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因此，野蛮民族往往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反征服”———因为虽说成为胜利者是人性或者说一切生命意志的本质使然，但惰性却是万物的本性的使然———如果把万物比作大海，生命则是海面的浪花———无论翻滚得多高，都摆脱不了地球引力使其重沉大海的规律。这个我们在此先不多说，以后会在《意识界》中详叙。因此，无论从其民族本身的利益而言，还是从万物惰性的本质而言，野蛮民族被先进民族的文化反征服都是必然的。因此，科学的数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人性是科学的数理性的高级阶段———人文性的体现。当然，科学的人文性和数理性又是相辅相成相制相克的。

但是，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说：科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那科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科学，就人类本身而言，其目的就是人类的利益，即：人类的福祉。也就是说：在具体情况下，科学是可以超越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与“迷信”而合理存在的，也就是说：对人类有利的便是科学的，对人类有害的便是不科学的。要苏红这个话题，又要回到对“利益”的定义的理解了，这个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在此不再多说。就科学认识的方法、以人类整体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为对象来说：在原始社会，或者说在人类未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人类的利益是同大自然其他物种作斗争，即：人类的主要行为是战胜，并且大部分时候是战胜并杀死其他物种，甚至可以说，尽最大的可能，能杀多少就多少；但是当人类文明再进步之后，人类的利益则主要变为圈养，即：适当的保护其他物种；而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时候，人类的利益则变为尽最大的可能保护其他物种。就科学认识的态度、以人类自身的关系———通俗所说的“迷信”与“科学”的关系来说：在人类还处于野蛮状态或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让人们相信“神“的存在可能比让人们全部相信”事在人为“更加有利于人类整体的利益，因为这是由当时人类整体的生产力和自然资源与当今世界相比要远远丰富等等客观条件决定的———那是人类利益的主要问题在于克服自身的野性，而非人类自身内部的资源的争夺———即：阶级矛盾。对于这个，会在《人性发展规律》中详述，这里先不说。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管”神“确实存在与否，即使他是编造出来骗人的，但他同样是科学的，因为他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有利于克服人性中的野性，便于团结统一，更好地战胜自然，获得更好的生活，是相较于之前的方法更加有利的，所以，他是科学的。这就好比人类的不同社会的发展：虽然封建社会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是那样的落后，但是他相较于原始社会和努力社会对当时的人们更加有利，是一种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封建社会相较于当今社会的落后和弊端就否定他相较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进步和先进性，正如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的先进却仍然不能否认我们当今社会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落后一样。

因此，科学，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主导，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的正确地认识世界的态度和方法。正因为利益是主导，所以态度大于方法。因此，科学从人类诞生那一刻起，便一直存在，而人们之所以会觉得从人类诞生那一刻到古典时期或近代之前不存在，仅仅是因为人类因为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认识到科学的全身，或者说，科学还没有把全身呈现出来（至于科学是如何崭露头角和全部逐渐呈现出来的，这个我们后面会在人性发展规律之中讲到）。而人们通常对科学的理解，仅仅是根据人们最初认识科学的领域而赋予其一个狭义的名字，仅此而已，而这个名字对于科学本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2017.10.25  田玄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