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妇人》是美国女作家露易莎·梅·奥尔科特1868 年出版的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通过马奇家四姐妹的生活，诠释了女性成长的主题，展现了不同个性的女性对婚姻、自我的不同追求。
虽然，这部小说曾经历了多次改拍，但是2019版的《小妇人》电影依然用奇妙的叙事结构、精致的影像画面，为观众呈现了一幅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世俗生活图景。影片通过对“乔”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女性独立”的决心和勇气。
一、用写作挑战男权
在传统的欧洲社会中，女性不能成为作者，她们的智慧和能力被局限在家庭生活中。而女性作为读者，也只能被动地接收。
《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提出“在体现出父权特征的西方文化中，文本的作者是一位父亲，一位祖先，一位生殖者，一个审美的父权家长。”
在男权社会中，“话语”成了男性的特权，笔是他们描述、规训女性的武器，文字则凝固了男性的审视和对女性的固有认知。当时的女性只能成为一个顺从的聆听者。
而当女性拿起笔时，往往要遭受来自男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电影《小妇人》中的“乔”就遭遇了相同的困境。影片一开始，乔带着自己的手稿来到出版社，却遭到了主编的大幅删减。她不仅不敢提出异议，甚至不敢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也不敢给作品署名，最后，小说只能以匿名发表。
当有人问她：“为何不用本名”时，乔回答说：“我母亲会不高兴，对她来说太惊悚了。我想赚钱帮忙养家，又不想让她担忧。”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对于乔而言，作为人的价值是通过“写作”来实现的。最初，乔写小说是为了卖钱，所写内容主要为决斗与杀戮。而到后来，乔将她们四姐妹的生活写成小说，并成功出版。她真实记录女性故事，完整描摹女性形象。在男性话语统治中，乔勇敢替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背离传统女性规则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所谓的女性气质，也就是要表现得柔弱、无用和温顺，她要梳洗打扮，时刻准备，要克制她的本性，用长辈教导的典雅和矫揉造作伪装起来。”
而《小妇人》中的乔一直穿着随便、大大咧咧，参加舞会时，她穿着破了洞的裙子。与邻居罗礼在一起时，乔完全没有传统“淑女”的拘束和扭捏，他俩像“好伙伴”一样玩乐，嬉笑打闹。当知道父亲在前线受伤，需要帮助时，乔毅然卖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用“剪发”来进一步挑战自己的女性标签。
与乔不同的是，她的大姐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淑女形象，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期许。大姐性格温和、举止淑雅，相比乔她更追求外貌的精致和完美。她会为了参加舞让乔帮她烫头，会穿着借来的华服，和“绅士”们翩翩起舞……
如果说传统女性是生长花圃里美丽花朵，等待着男性的呵护；而乔则是孤峰边的一株杂草，迎风冽寒，勇敢活出自己的姿态。
三、反叛传统婚姻归属
《第二性》中是这样认为的“对于女孩子来说，婚姻是为社会所承认的结合的惟一方式，要是没有人愿意娶她，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她的生存意义差不多就等于零，这就是为何母亲老是对安排她的婚姻如此热心的原因。”
在欧洲传统社会中，女性必须依附于家庭，必须将婚姻作为终极的幸福目标和个人价值的体现。因为女性谋生空间太小，谋生途径太少，如果不依附于家庭，女性会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正如影片中乔的四妹艾米丽所说：“身为女人，我无法靠自己赚钱。无法赚钱维生，或养家活口。”
但由于乔热爱写作，她发表文章，并出版自己的书籍，从而获得稿费和版税，并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婚姻对于乔而言似乎更是一种束缚。因此，她拒绝了邻居罗礼的求婚，她不想成为“大宅子”的女主人，她更愿意自由自在地在文字的世界中翱翔。
乔认为：“女人有自主思考能力，有灵魂，也有感情；女人有野心，有天赋，也有美貌。我好厌倦听大家说，‘爱情’就是女人的全部。”对于乔而言，拥有自己的作品，比拥有一段婚姻更加重要。
影片的结局——乔和教授在车站拥吻，并最终走到了一起。这更像是乔为了迎合大众对女性婚姻归属的渴望，不得已向出版商做出的妥协。
这部影片在两条时间线的交织中向前推进，两种不同颜色的叙事影调，展现了乔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乔远离了家庭和亲人的陪伴，到纽约独自闯荡的时候，叙事影调以灰黑色为主；在乔回忆四姐妹有烦恼又快乐的成长生活的时候，叙事影调则以金黄色为主。
虽然，小说《小妇人》被多次改编搬上大荧幕，但以此种叙事方式、影调风格来设计并展现，是女导演葛韦格的大胆创新，她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她对充满理想的少女时代最美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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